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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977）

 

 

 

我是1977年生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重大基础建设都快要完成，经济开始腾飞，但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这段时期的台湾，用后来官方一些政令倡导的文章来形容就是“风雨飘摇”。在台湾当局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久，接着就是1978年底的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人心惶惶的社会气氛下，有办法的人当然都先跑到别的国家去了。而台湾当局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应该说，在更早的时候，从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几十年里，岛内反对人士始终站在国民党对立面，却如狗吠火车般无用，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内外交加之下岛内形势风起云涌，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那个“党即一切”的年代，社会上反国民党的声浪也从小涟漪成为小水波，越来越大，但国民党仍然坚持一贯的统治态度，因此这几年风波不断，草民如我家，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某些事件里面。

 

我的生日在11月份，而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是在当年的3月29日。我年纪大一点儿时发现其中似乎怪怪的，因此动不动就爱跟我妈开玩笑：“乖乖，原来我是早产儿啊……”我妈那种保守的女人当然每次都被我逗得无话可说。

 

简单说一下我爸。他是台湾中部云林县人，云林在传统上（甚至现在）和大家的心目中都算是乡下,传统的农业县。但也因为是较穷困的地方，所以民风也较彪悍，大家一提到云林，就不由得联想到黑道的故乡。而我妈是台南人，台南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文化气氛浓厚，传统上大家也认为台南人很有钱。

 

我爸就跟他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年轻时就到台北打拼，他本来在药厂做销售员，后来一直做到台湾北区的销售主管。在台湾高速公路刚建成，没什么私家车在跑，又被讥讽为养蚊场的年代，他就已经买了车子，算是那个年代很普遍的、从乡下来到台北，努力走向成功的商人典型。而我妈，年轻时在台南就自己开了一个打字行，刚好在我爸的台南总公司旁边，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在他们结婚,即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我爸已经在台北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并住在台北士林的旧家，这是我3岁前住的地方。

 

 

 

这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的“王幸男邮包爆炸案”，对象是当时的台湾省“主席”谢东闵，邮包炸伤了他的左手手指。这件震撼国民党党政高层的邮包爆炸案，据我高中时的老师回忆，在那指纹还无法用计算机辨识的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被动员去清查核对，也就是逐一清查核对全台湾已服役男子的指纹资料。就这样，几十万份资料一份一份地查，居然也真的查出来了，原来是一位叫王幸男的人所为。他因不满政治情势，而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偏巧王幸男家的药厂，就是我爸工作的药厂。

 

据我老爸回忆，他某天回家，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弄清他们身份后，我老爸就被带进某个地方喝茶，接着就是兄弟有几人、有没有女朋友、在教会干吗（我爸那时候已经是基督教徒了）、药厂都在做什么之类铺天盖地的问题。好几个人轮流问了24小时，最后我老爸写了保证书后才让出来。事后他才知道，那时候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也全都被问过话了。

 

我爸对国民党的反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可还是国民党党员呢！现在都还可以看到他那破烂不堪的国民党证，不过他每次都说他从没参加过小组活动，没交过一次党费，说是都有人帮他代签代交了。

 

不夸张地讲，在那个年代，几乎大家都是国民党党员。只要上高中，学校教官或老师就会用各种方法、手段，明示、暗示学生要入国民党。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业绩压力的啦！高中生哪会分辨太多，只知道入国民党有许多好处，就乖乖地填了资料入党。或者在当兵时，部队辅导长也会要求大家入党。在台湾的义务兵体制下，尤其像几十年前那种一当兵就要当两三年的苦日子里，做国民党员在部队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好事爽差，大家就这样入了党。

 

所以，现在在台湾问四五十岁的男人，谁没入过国民党，可能很难找到，只不过极大部分都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活动，成了“失联党员”。前不久，国民党进行党员资料整理，还意外发现许多民进党及亲绿人士都曾经是国民党党员。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1978）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①（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②（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③（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④（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公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十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

 

注：

 

①于右任，著名国学家、政治家、书法家。

 

②吴三联，著名办报人。

 

③赵元任，语言学家，政治家。

 

④赵丽莲，著名英语教育家

 

1979 我的家庭

 

 

 

    1979年对于台湾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安宁的一年。1月1日，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年底又来了个“美丽岛事件”，我看当局头都大了。

 

    但对一般百姓来说，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开放去岛外观光。在过去，只有经商、公务、留学等才能离开台湾，现在没有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离开台湾观光了，因此，香港瞬间就被台湾人“占领”。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三年生第一个小孩，过三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五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1979年1月1日零时起，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弱无力。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湾人心极大动摇的时刻，知名的民歌手侯德健也发表了《龙的传人》这首歌，整首歌词歌颂古老神州的庄严伟大、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当然啦，这首歌呼应当局的立场，在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湾及海内外华人间歌颂一时。

 

    而在社会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台湾”运动。比如，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同仇敌忾，捐出自己的猪公扑满①来给当局买“飞机大炮”。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想，飞机大炮不还是都跟美国买的吗？这个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题，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美军跟着撤离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台湾继续以“自由的灯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抚民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反攻大陆”已经成为笑话，只有当局继续喊得响，底下的响应一年比一年心虚，一年比一年微弱。

 

    当然，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讨的对象。

 

    此外，侯德健后来在1983年潜赴大陆，台湾当局感到脸上无光，遂把《龙的传人》这首歌给禁掉了，当时还成为许多人揶揄的事件。

 

 

 

①扑满即储蓄罐。猪公扑满就是猪形的储蓄罐。

1980 台湾当年的电视台

 

 

 

    美丽岛事件以及来年的大审，绝对是影响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一件大事，不管是当初给台湾人民的震撼力，还是后来对当事人、辩护律师们的未来发展，都影响重大。

 

    我当年还小，没什么感觉，很多事都是后来从长辈口中听来的。那个年代小道消息特别多。当然啦，当局控制着几个不自由、无法满足人民知情欲望的媒体，社会上小道消息或谣言自然传得就快。在开放电视频道以前，台湾的无线电视台只有三个：

 

    台湾电视台，简称台视，是台湾省政府所有的，也是台湾第一个电视台，所以常常会看到一些农渔民情报道，那时普遍认为台视的报道会稍微客观一点儿。

 

    “中国电视台”，简称中视，是国民党所有，所以很多都是国民党活动内容，内容嘛，在以前也比较“忠党爱国”一点儿。

 

    中华电视台，简称华视，是军方所有，所以每周四都会有所谓的“莒光园地”，部队里的阿兵哥每周四都必看这个节目，接受一下洗脑，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在补眠，一直到美女主持人又出现为止。

 

    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电视收视率最高，也是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闽南语布袋戏“云州大儒侠史艳文”。布袋戏是一种人偶戏，当时在中午时段播出。一到中午，街道空无一人，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几。后来因为实在太猛太轰动，据说当局以“妨碍工商活动”之名给禁播了。

 

    话说回来，虽然当时台湾有这三个电视台，但在那个“党领导一切”的时代，报道的内容都是审核过的，大同小异。不过这三家电视台也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比如当局重大庆典时就来个联播，三台各派出当家主播和主持人负责一个部分。而三台节目又各有特长，比如说台视长于新闻，现在很多有线新闻台的主管最早都是台视出来的。中视长于戏剧，台湾第一部连续剧《晶晶》就是中视推出的，许多大陆朋友熟悉的琼瑶剧，如《梅花三弄》、《还珠格格》也都是中视播出的。不过这几年很多剧都外包给大陆，或为了节省成本，索性直接买大陆剧来播，算弱掉了。华视虽然是军方所有，但长于综艺节目，从前到现在一直如此，许多名主持如张小燕、胡瓜等人，也都是在华视发迹的。

 

    离题了，下面来说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台湾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党。除了国民党外，名义上还有青年党、民社党等，每次选举他们也都会派候选人出来，但根本威胁不了国民党，或者说，这些党只是国民党包养着的，有点儿用来宣传“看！我们还是有其他政党！”的意义而存在。所以，台湾当时基本上还是国民党以党领政、国民党压倒一切的情况。

 

    当时有个词：党外。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时期，台湾社会没有组党的自由。在早期反威权和自由主义的组织或个人，是以杂志等文宣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选举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串联和组织工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白色恐怖。不解释词义，请大家自己去查。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台湾人民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表达。表面上，法律赋予大家有集会结社自由，但解释权完全操纵在国民党手上。

 

    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所谓“动员戡乱”体制，“国会”完全不让台湾人民改选，直到1969年之后，经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分名额而已。当时，“国会”成员几乎都是一些1949年跟着来台，代表台湾各省的议员。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也慢慢开始老死，终于有了替补的空缺，党外异议人士终于有进入体制内发言的机会。但是国民党简直就是球员兼裁判，规则怎么玩都是他们定的，一般人怎么能玩得过他们呢！所以，国民党跟党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这时的反对运动跟更早期的不太一样，不是松散的书生论政，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另外，“反攻大陆”让人感觉越来越不现实，所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及1949年后国民党带来的外省政治精英的统治正当性及政治权利分配性，也开始不断被挑战。因此，台湾本地的政治精英人物开始成为主要的反对力量。

 

    1979年，一本叫《美丽岛》的杂志出版了，这是由一群来自各地党外人士所创办的，一时精英聚集，大有政团之势。在一言堂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异议杂志，大家看得爽，心里出了一口气，自然很喜欢。《美丽岛》的模式是到处设分社，每设一处分社就在当地办演讲，大受民众欢迎，但不容见于官方。

 

    《美丽岛》高雄分社在当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举办游行活动，不料却引发严重的警民大暴走，冲突规模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

 

    直到现在，发生冲突的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很多人说是当局派人在民众里当托，故意攻击警察，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人敢证实。

 

    在这次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数被逮捕，当时台湾的反对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1980  “美丽岛大审”改变了陈水扁的一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切似乎都开始焕然一新，国民党在台湾的严密体制也开始出现了些微的松动，一切都要从这年的美丽岛事件大审开始。

 

《美丽岛》杂志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当时党外参与者皆有坐牢的心理准备，所以这次运动的悲剧色彩颇为浓烈。这个“政团”可说是瓦解了。经过审判后，核心八人通通被判“叛乱”，分别是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被判有罪是可预期的，但其影响及后坐力是相当大的。

 

这次审判不仅引起全台湾民众的关心，国外的人权团体及媒体也很关心。国民党为了展示开明作风，虽然这是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但也没像以往做太多的限制与操纵，因此各大报皆可找到判决及答辩全文。虽然法庭上摆满了袭警的“证物”，但这些答辩，已经不仅仅在于“是否有袭警”的层面，而上升到了对台湾前途的关心、定位的政治层面。法庭似乎变成了他们的政见会场，一个个轮流侃侃而谈。

 

有一个关于“美丽岛大审”的笑话是这样的：当年美丽岛军法大审时吕秀莲有一条罪名是说了“打拼”两个字，这两个字在闽南语里是努力、奋斗的意思，但当时的军事法官不懂闽南语——“又打又拼，这不是叛乱是什么？”于是又罪加一等了。

 

因为信息如此透明，这些言论也为台湾民众新开了一扇窗，上了一次值得好好思考的政治教育课。的确，这些言论如解除军事戒严、“国会”全面改选等，虽然在当初被视为洪水猛兽，倡议者也被冠以“叛乱分子”、“野心分子”等恶名，但这些诉求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在“美丽岛军事大审”的同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湾的灭门血案——林宅血案，林即指当时正在接受大审的主嫌之一林义雄。在2月28日这天，他的母亲在自宅被人刺了13刀，七岁的双胞胎幼女各被刺一刀丧命，而长女被刺六刀重伤，后经急救脱险，林义雄的妻子则因外出而幸免于难，此案震惊海内外。凶手手法极为专业，以短刺刀捅入，接着横向反钩，刀刀置人于死地。

 

因为时间正好在大审的敏感期间，又因刚好是2月28日，因此很难不让人往政治谋杀的方向联想。当然，就算真的是国民党干的，他们也不会承认，因此警方设定为“国际阴谋集团”的罪行。但当时不少人认为，林宅血案是国民党当局在美丽岛事件后，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党外反对运动，所采取的杀鸡儆猴的血腥示警手段，旨在警告所有台湾人，挑战国民党权威者，必将在台湾重演“二二八”事件。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联想缺乏证据又太过主观，但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个理由似乎又成为最合理的解释，警方当初侦办的方向反倒显得荒谬不堪。

 

后来林义雄还在狱里，林家生活困难想把房子卖掉，但没人敢买，直到长老教会将它买了下来作为教会来使用。每年的2月28日，除了纪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外，大家免不了想到的就是林宅血案。每年在这里也办纪念的音乐会，总是上新闻。但林宅血案终究成了悬案，到现在还没破案。每次一说到这件事，年纪稍长的人总是变得很沉重。在台湾，不分政治立场，对林义雄总是抱着尊敬的态度，称之为“人格者”（闽南语，人格崇高者），总觉得台湾亏欠林义雄很多。

 

 

 

在另一方面，这次美丽岛事件审判的辩护律师团里，也都是一群年轻且不畏强权压力的热血律师。虽然这是一次可预见的审判，但他们经过不断努力，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次审判后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后来反对运动的中坚，甚至风云际会成为政治场上的要角，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都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的辩护，几乎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而在国民党一方，当时负责给政府化装的“新闻局长”就是宋楚瑜，他在那时是国民党栽培的明日之星，他也很尽责地做好一个发言人的角色。而后来几十年里，两方中坚分子的不断交锋，恩恩怨怨纠缠了几十年，双方人马在政坛皆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故事好不精彩，留着慢慢说。

 

现在台湾蓝、绿在那边吵吵闹闹的，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加速开放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台湾经济发展牵动的参政意识，以及要求资讯的流通，均使政治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正是以前那些人敢于争取，现在台湾才有吵吵闹闹的机会。

 

 1981 幼稚园时光，童年的“双十节”

 

 

 

我开始稍微有一点儿记忆的时候，我们家也从租的旧家，搬到新家去了。新家在台北市的天母地区，阳明山脚下。这本来是买给爷爷奶奶住的，但他们住不习惯，又回云林老家去了。天母这个地方环境还不错，在美军还没撤防台湾前，是一些军官的宿舍，到现在附近都还有一些当初留下的美式平房。我爸买的那间房，算是这个地区的第一栋高楼，一买就是近两百平方米，但那时候也不贵，就买下了，谁知道过几年麦当劳在这边开了之后，整个房价都飙升起来。

 

反正我们刚搬来时，附近都还有农田、木材场，空气还不错，也挺清静的，还有令人印象深刻、能用流利英文跟老外聊天的卖甜品的老太婆。

 

这时，我也开始意识到妹妹对我向父母争宠的威胁性，因此开始故意欺负她，唉，小孩子的劣根性真是……

 

三四岁时，我也被丢进幼稚园里了。幼稚园是一间教会办孤儿院的场地，因此相当大，整天在那边跑跑跳跳，好不开心。

 

幼稚园没什么回忆，只记得整天都是玩和吃，反正就是尽干一些老师看了会脑充血的蠢事，比如拿爆竹炸大便、掀女生裙子之类。

 

 

 

每逢十月，整个社会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多么美好的十月，当初号称“光辉十月”，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提了。十月接连着有“双十节”、“台湾光复节”，以及蒋公诞辰纪念日等值得欢欣鼓舞的日子。这个月到处都是旗海飘扬，电视上也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总之，十月就“尽量”没有天灾人祸，也“尽量”没有社会事件。不过后来等到李登辉上台时，有一年双十节当天早上一架军机在台北机场摔了，就看到当年整场典礼上李登辉一脸大便样。

 

到了“双十节”这一天，三台各自都排出最强阵容的主播来播报新闻，有的台安排十个主播同时上阵。另外一台不甘示弱“拼场”，硬是凑了20个主播分个三排坐着轮流播报。当然，三台有几年也是联播，三台的当家主播就一起出现在这种坐三排轮播的新闻中了。整个十月，大街小巷庆祝节日的牌楼、标语，使整个城市红彤彤的，尤其是“总统府”前的介寿路，都会搭一个代表双十的“十十”状牌楼，并把整个牌楼点满璀璨的灯火。每一年的双十牌楼点灯都是件大事，吸引了各处来的人潮观看。除了过年，应该就属这个时候最热闹了。而对小朋友来说，十月的假特别多，所以也特别期待。

 

“双十节”，或蒋公诞辰，小朋友们都要拿着自己做的小旗以及标语到附近街道小小地游行一下，唱着一些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意思的歌。前面总有个小朋友在敲着鼓，大家如远足般嘻嘻哈哈地走着；大人也拍手欢迎，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语幼稚园喜欢在万圣节到外面商店搞“不给糖就捣乱”的活动，反正小朋友也不知道是什么。这种所谓的“政治教育”，目的虽严肃，但小朋友们就是喜欢，能出去走走总是好的。

 

 

 

这一年黛安娜下嫁查尔斯，经过电视转播，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场王子和公主的梦幻婚礼，我爸也为之倾倒。尤其是黛安娜的那个优雅发型，成为台湾男士们的最爱，后来有好一阵子，我爸都一直在怂恿我娘去做成那发型。

 1981 台湾早期民主的萌芽

 

 

 

    台湾进入1981年了。

 

    因为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并以政局不稳的理由暂停选举，直到美丽岛大审后才又恢复。当时的美丽岛人士均被关在牢里，但相关人士均积极投入选举，如家属纷纷打出“为夫出征”等口号参加选举，均高票当选。而一些为“美丽岛大审”奔走或辩护的律师也纷纷参与政治及选举，如谢长廷和陈水扁，均当选台北市议员，而且是在我家这边的第一选区。他们两人既合作又竞争、亦敌亦友的“情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决定的。

 

当然，说到台湾民主的发展，也不是从美丽岛事件后几个街头运动家或律师开始的。应该说，这些事件都是有连续性的。从国民政府时期陈诚当省主席开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到威权当局之下的各级地方代表选举，一直到蒋经国后期的民主化，美丽岛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引爆加速、激发质变的点而已。

 

    虽然还没有正式组党，但这些党外人士以“党外候选人推荐会”的名义纷纷推出候选人，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总是喜欢带着我“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除了候选人本身的演讲外，所谓的名嘴助阵也是大家喜欢听的，这些名嘴们常常妙语生花，讥讽政府，把台下听众逗得哈哈大笑。这些场子已经超越了一般政见会的原意，倒不是说那时候民众已经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真的支持他们，而是这些场子反而给有些民众压抑已久的心情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小花絮是，在这些党外的场子中，总会有些卖烤香肠的小推车，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党外运动的烤香肠小贩，有时上面可能会放个掷骰子赌香肠的碗。他们如游牧民族般跟着党外或后来民进党的造势及抗议场子四处移动。除了卖烤香肠外，还有糯米肠、饮料等东西，这种香肠摊在当时通称为“民主香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然后互通一些资讯。此外，旁边一定会有些流动的书摊，贩卖些书店看不到的禁书，街头运动的录像带，以及夹杂在这些录像带中间偷渡贩卖的Ａ片等，这是早年台湾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风貌。

 

    既然以前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那么不爽，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什么大反抗，基层投票时，国民党的支持率还是那么高呢？如果这全部都归咎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那就错了。其实国民党要的只是政治的绝对权力，至于基层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管理。比如在台湾的各乡镇，就算是偏远地区，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其实说白了就是乡党部。平时服务些什么不知道，但大家到了选举时期，这里就变成了各乡镇动员、固桩，甚至买票的基地。

 

    不只在地方，国民党的组织网已经绵密到从里长、农渔会、姓氏宗亲会，到各式公会、公营事业、眷村、部队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党组。当时台湾人民的公民意识尚未建立，所以这些绵密的组织网在选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时，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国民党一直擅长打这种组织战让自己的候选人上台，而长久与地方政治势力建立下来的关系，更是党外人士难以分一杯羹的原因。

 

    1982年1月，邓小平谈话指出，“叶九条”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民众都被教育着共产党要“血洗台湾”，因此从很小开始我就有这种阴影，害怕真的被血洗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一般民众才慢慢从这阴影中走出。而这一年，“叶九条”的提出，以及来年廖承志给蒋经国的公开信，蒋经国的反应依然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岸那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虽然不直接接触，但又隔空交火放话，前线金门的炮战早已不打，只剩下嘴炮继续开而已。除了两边的广播互相“感召”对方之外，台湾这边又喜欢放一些热气球到大陆去，里面大概放了些宣传单，或者是手表、收音机、罐头之类。当然，大多数时候政府不会直接出面施放，而是一些“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这些空飘气球，如果气流算得准，飘到四川、湖南都有可能。

 

1981 陈文成命案

 

 

 

    这件事与前一年的林宅血案，算是当年的两大政治悬案。陈文成是台湾赴海外留学的学者，后在卡内基美隆大学任教，亦取得美国九级精算师资格，可说是相当优秀的人物。

 

    1981年7月，陈文成从美国回台探亲。那个年代的海外学生，对岛内的反对运动都多少有些支持，陈文成回台后，就因为曾从海外捐款给《美丽岛》杂志而被警备总部约谈。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警备总部，这是个几十年来让台湾人闻之色变的机关。警备总部全称是警备总司令部，其实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就有这个机关了。在台湾戒严时期，警备总部担负治安、民防、动员任务，并兼管出入境管理事务，部分角色与今天的警察类同，但其权力又远远凌驾于警察之上，可说是当时时空下所产生的不符体制而出现的怪物。因其业务可说是包山包海，再加上在当时那种背景下，警备总部的业务深入民众生活各层面，严密监控着人民的一言一行，在“宁可错杀一百”的统治心理下，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其实，这有点儿类似秘密警察机关了。

 

    我爸回忆说，当初带他去某个地方喝茶的，大概就是警备总部的人。过去台湾有句很有名的俗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可见“警总”对台湾人民心理造成的压力及影响。

 

 

 

    回到正题，陈文成遭警总约谈隔天后，被发现陈尸在台大图书馆旁。国民党当局起初说他是“畏罪自杀”，但陈文成实在没什么自杀理由。而过去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

 

    因为陈文成是美国公民，而台湾那几年的人权记录在国际上又一直不怎么好，所以这件事连美国国会都被惊动，派了陈文成的同事及验尸官来台。一切都指向陈是生前遭凌虐并灌毒致死，一般认为是警总干的，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凶手也找不到，当时的政府也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成为悬案之一。

 

    但这件事的影响，使大家开始注意到了海外留学生特务的问题。台湾称其为“职业学生”，大部分都是领了国民党中山奖学金离开台湾去留学的学生，另外也负有监视其他学生的任务，打小报告。

 

1981 《楚留香》流行

 

 

 

    在我上幼儿园中班的年纪，妹妹也跟着上小班了。她跟个拖油瓶一样黏着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给丢了，她又在那边哇哇大哭。

 

    我开始带了一些小教材回家看，爸爸会帮我复习。有篇讲蒋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给我听，念着念着，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着念，仿佛听到爸爸嘴里发出“哼”的一声。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事。所以啦，那时候总是听爸爸他们在讨论政治，蒋介石来蒋经国去的。一天，我也突然说：“那个蒋介石……”爸爸一听大惊：“小孩子不要乱学。”

 

 

 

    1982年，影响台湾社会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剧《楚留香》的播放。这是第一部正式引进台湾电视台的港剧。在那个只有三个台的年代，这部剧居然创下70%的超高收视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到《楚留香》播放的礼拜六晚上，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都关了，出租车索性也不跑了，通通都回家看《楚留香》。

 

    也难怪，当初台湾电视剧的水准实在太烂。以早期台湾的武打剧来说，拍摄非常粗糙，全是简陋的棚内景。这还不算，比如插个几根茅草，一个人蹲在草旁，追兵就看不到他（请自行想象舞台剧的风格）。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潮了，但出手前，都边互绕圈边废话一堆，讲个十来分钟后，真正交手仅花三秒钟，真是让人看了好心酸。所以《楚留香》一播出，大家简直被那精美的制作、流畅的剧情所征服。之后，大量港剧被引进，只要有一个台播港剧，其他两台收视一定惨兮兮。

 

    《楚留香》影响到了各种层面。各种以“留香”、“无花”为名的餐饮茶艺馆开了一堆，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蓉蓉”，酒店业者都抱怨周末晚上的生意很差，因为男人都要赶回家看《楚留香》。死小孩如我，虽然不会粤语，但一定都会唱主题曲的最后一句“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玩游戏时最常用的招式变成了“弹指神功”，其实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弹出去而已。后来，那首“千山我独行……”（老实说，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歌名）也变成了出殡送葬一定会演奏的曲目。

 

    后来许多台湾艺人群起抗议港剧的侵略，说是造成工作机会受到威胁。而政府也开始讨论这些社会现象，甚至规定港剧只能播四个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经那么轰动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没有了，社会上恐怕会暴动吧！就因为这条例的限制，中视在播到一半之后，只好继续将《楚留香》版权转移给华视，真是太便宜华视了。

 

    同时，因为港产武侠剧实在太轰动，因此当局又把它给禁掉。但当时，VHS规格及BETA规格的录影带开始流行起来，许多出租店也开始出租盗版的港剧，因此大家纷纷到出租店租港剧了。台湾有个年代电视台，当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剧录影带而起家的。

 

 

 

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顺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惨的金庸小说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症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会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或者说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因为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还是怎样，在检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检成“中共”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从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现在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没有人笑得出来，一不小心就会扯上“为匪宣传罪”，吃不完兜着走了。所以说，当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这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民心里噤声，并被逼着要自我检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湾人几十年来已经对政治培养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压抑性。从传统台湾人的职业取向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应该可以从日据时代说起，当时日本人不让台湾人读法政相关科系，因此精英们只能选择医科。到国民党统治，“二二八”事件以后政治这种东西让台湾本省人彻底感觉可怕与绝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现在，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了。这种情况尤其在台南这个传统文化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为甚，台南人喜欢子弟当医师，喜欢女儿嫁医师。

 

    而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所谓的地方士绅，指的就是退休的官员，或者是一些考过科举的秀才及比较有学问的人，让他们来带领地方的发展。一直到了日据时代，因没有科举考试，所以地方士绅就变成了由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担任，如医生、老师、农改人员之类的。早期台湾受尊敬的职业，除了医生之外，还有老师。在比较早以前，如果你是男的，或者你是理科，你会被期待往医生方向努力；如果你是女的，或是你是文科，你会被期待往老师方向发展。当然，老师及医生的组合那简直就是金童玉女了，这也符合过去家庭的价值观。

 

所以，从这个历史因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党外以及后来民进党，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要支持赞助者都是南部的医界人士。

 

    另一方面，传统台湾人对法律、司法之类的职业就比较有负面态度了，因为台湾人传统上多数不信任司法是够客观公正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而律师则被视为是一种不太有道德的职业，只会耍嘴皮子，为了混口饭吃，黑的也要讲成是白的。就算你很有正义感，也有可能被对方在法庭外报复，因此老一辈的人会认为当律师有损阴德，不算是好职业。这些观念其实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原因。

 

1982 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

 

 

 

  小孩子等到一定的年纪，一定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这种问题，妈妈总是支吾其词。有一次被我问烦了，她就答“爸爸给妈妈打针就有你了”，嗯……现在想想这样的回答充满了禅机，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的家庭还算美满，生活一切还都过得去，就跟许多台湾20世纪70年代组成的家庭一样。父母都是中南部来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间对话以及跟朋友们对话几乎都是讲闽南语。但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跟他们对话反而都是用国语，爸爸到现在还一直很后悔，说是他没逼我好好学闽南语。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社会，几百年来不断有人移入，主要有四个族群，闽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与少数民族（1.7%）。

 

  闽南人及客家人大部分是几百年来陆续迁入，这两个族群几百年来也是嫌隙不断，过去还常有一些族群及村庄间“械斗”的事情发生。不仅闽客之间会械斗，闽南间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械斗，惨烈的情况也令人发指。早期台湾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拳头师”，就是有实战经验的武师，因为在械斗中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这些武师练的也都是一些如白鹤拳之类实战性攻击性较强的拳法。他们还要负责带领一些乡勇练武保卫乡里，所以现在台湾民间常有一些如宋江阵之类的民俗演出，基本上就是从过去械斗中的作战阵形中演化出来的活动。台湾乡间还有许多的“有应公庙”，其实也就是拜那些以前械斗而亡的无主孤魂。

 

  所以啦，在台湾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其实他们本来是住在平地的，但汉人来了之后他们被赶走，只好往山上去。而汉人之间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又常械斗，客家人因人口较少处于劣势，也被赶离平地，所以在台湾的客家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聚集在半山腰地区为多。

 

  自从日据时代后，闽客之间的冲突有意被压制下来，到了现在，虽然相安无事，但一些习惯或经验，仍可以看出彼此间的小情结，比如说传统上认为嫁女儿千万不要嫁给客家人，或者娶媳妇就要娶客家人之类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认为客家女人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对的，女儿如果嫁到客家人家里，客家婆婆常认为闽南女人爱漂亮又懒，一定不会做很多家事，不会吃很多苦之类的。当然，这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越来越淡了。

 

  1949年前后，约两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来台，除了少数高官高级将领外，大部分都是乘船来台，而后国民党当局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到了现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30%），再加上他们长期掌控了台北从上到下的资源，因此，也许可以说，跟我同一辈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耳濡目染比起其他县市，闽南语说得好的比例稍微低了一些。

 

  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在台湾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里可说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台湾人社区的小聚落，里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设施，有点儿类似大陆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又视外面好像随时要欺负他们，几十年来小矛盾不断，但也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有着有趣的昵称：“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当初许多孤身随军来台的官兵，国民党承诺等未来“反攻大陆”之时，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田耕作，配发了证件叫“战士授田证”，但后来反攻无望，这根本也变成废纸一张。他们许多人在台湾娶了媳妇，但台湾本省人因对国民党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妇过程中也不免引起许多家庭问题。若无家眷，许多人晚景都挺凄凉的，只能住到荣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许多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个山东口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家附近喊着卖大馒头之类的话；或者，他们也只当大楼管理员、清洁工之类的基层工作。而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红烧牛肉面”，这种以前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外省老伯在思乡情的驱使下，凑合着台湾现有的食物材料做出来的。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就是明德辣豆瓣酱。原来岗山是空军官校所在，国民党当初从成都最后带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个眷村，这些退伍的老兵没事干，只好做自己家乡特产来卖，没想到还卖出个名堂来。

 

  当然，这些“老芋仔”们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悲剧其实更多，这是时代造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许多的电影及文学作品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随后要说的“李师科银行抢劫案”，不仅是震惊全台的台湾第一起银行抢劫案，更因为主角就是这么一个老兵而令人瞩目。他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件事现在都一直被人当做案例提起。

 

 

 

  李师科案

 

 

 

  当年的另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银行抢劫案。

 

  李师科是个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退伍后一样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钱，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坏人，可他居然干下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持枪抢银行时留下一句名言：“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万！”

 

  这句话被那个时候的小朋友玩警察抓小偷时争相模仿，然后当警察的小朋友一定会说：“李师科！看你往哪里跑！”不过如果在家自己乱喊，反而会被妈妈敲一下头。这件事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动机也不断被大家当做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般民众才去关心外省老兵的问题。所以越到后来，李师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李师科抢银行真的是件轰动的新闻。在后来几年，社会上还常常有种说法：从李师科那时候开始……搞得好像台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李师科前”和“李师科后”两个时代似的，让我想到尼采狂妄地自称“人类的历史可分为尼采前及尼采后”，原来李师科在民间的历史地位已经那么高了啊！

 

  李师科案后来被拍成电影，一部是《大盗李师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后的春天》。两部我都看过了，最后都是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我还有话要说！”他到底还想说些什么呢？这些老兵，尤其是下级的士官，几乎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连瞧都不会瞧的人一样。在过去的台湾，很习惯用“忠党爱国”、“绝对服从”等符号来定义这群老兵。他们在少年时经历国乱、家贫、远离家乡，青春与战争相结合。但在背后，有多少渺小的个体在时代中呼喊着无奈。原本以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忠诚部队所以才来台，后来随着时代的慢慢开放，才知道有相当的部分并非真正有着“为国牺牲”的想法，只是被国民党强拉入伍而已。

 

  不管如何，在国民党来台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陆续退伍，台湾称他们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开始散布到民间各个角落。有些原“青年军”，因加入部队失学，退伍后继续苦读，等到四五十岁才拿到学位的大有人在。

 

  也有很多荣民，跟着当局的开发政策“上山下海”，进行一些艰苦工程的建设。比如横贯台湾东西，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号称是“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因当时没有重机具，只能靠着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用人工慢慢凿出。对这些转战过大江南北的退伍军人来说，开这些路就跟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中横公路有一个长春祠，即是纪念这些殉职人员的。中横公路最险峻的景点太鲁阁段，是一个大理石峡谷，一直是台湾的知名景点之一，若到过一次即知道当年施工的艰难。台湾有个公营的工程单位“荣民工程处”，简称“荣工处”，最早这个单位的业务就是把这些荣民组织起来，专门承包一些重大又艰难的工程，也算让这些荣民用劳动换取酬劳。

 

而许多施工人员，等工程结束后也就留在山上，做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一群群的老兵，可能几十人或几百人一伙，开设了农场。像台湾特别有名的在中横路段的高山蔬菜，以及昂贵的梨山梨，这些东西的种植基础就是他们立下的。

 

  但更多的荣民，因为没有谋生的技能，在退伍后或工程结束后，只能散布到社会最基层，做些最不起眼，但也必须有人做的工作，比如清晨或深夜的街角点心小贩、清洁队队员、出租车司机或保安工友等。

 

  当初那些荣民参与的工程，最早的目的大部分还是军事用途，但长远看来还是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推动力，所以这些荣民对台湾建设的功劳可说是相当大。但是在台湾经济进步的脚步中，他们仍然像是被牺牲的一群，大部分都晚景凄凉，少有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文坛大量作品都是在讨论外省老兵议题，这都是从李师科案后开始引发的思考。几十年来他们的肉体虽然在台湾，但心灵仍然寄托在那遥远的家乡。虽然过了几年开放大陆探亲，但很多人已经等不到那时候，连魂都归不了故土了。

 

  李师科效应在社会上的影响，使有阵子银行抢劫案大增，估计也是受新闻影响，因此被关注了很久。老兵的话题，在那一阵子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1982  我在教会里

 

 

 

  因为我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从有记忆起，每个礼拜天我就跟着父母到教会乖乖地做礼拜。但是年纪小怎么坐得住呢？所以我总是会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结束。

 

  也许我从出生就逃脱不了教会的“魔掌”。我是在礼拜天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我爸还正好在教会里讲道；紧接着12月，才刚满月的我，又被借去演耶稣诞生里的小耶稣；而依长老教会的习惯，婴儿就应该带到教堂里，接受牧师的婴儿洗礼，所以等到我发现自己有记忆时，我已经坐在礼拜天的教堂硬椅上了。所以，我说我是个在教会里长大的人，一点儿也不为过。

 

  后来，爸爸因为太热心教会的事工了，索性就不做生意，专心跑去传福音。所以我很自然地成为教会里大家瞩目的对象，大家都认为像我这样的小孩肯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前途。

 

  所以呢，对于教会里大大小小的活动我简直是无一不参加，举凡唱歌、背诵、朗读、画图比赛，或是母亲节、复活节、圣诞节的合唱演戏表演，通通都有我的份儿。只要有这些活动，妈妈一定第一个帮我报名。结果有一年，我终于大暴走，在朗诵比赛及作文比赛里面开始大骂，抒发我的不满，引起整个教会的轩然大波。

 

  我能理解爸妈。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家里第一个信基督教的，所以热心，渴慕，虔诚。不过，这样逼我，让我越来越郁闷，也越来越反叛。

 

  忘了说，我所在的是全称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旗下的一个教会。是台湾众多教会支派中的一个，这是一个以闽南语为主的教团。基督新教在台湾有许多教派，大部分都是国外不同教派教会的传教士传进来的，主要有长老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门诺会等。其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最大的，也是信徒数最多的一个派别，最早是一百多年前由加拿大及苏格兰的传教士传进台湾，借由办医疗及社会福利事业而慢慢将基督教传开来，到现在长老教会已可说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说到台湾的民主运动，也不可不提到长老教会。因为这个教团经过一百多年，已经跟台湾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简直就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早期许多台籍精英人士都是长老教会出身。而长老教会这种加尔文（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改革宗教的思想本身就有一定的自由意识，因此，当长老教会见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现象”，就不断地声援党外运动。这样一个拥有大批信徒资产、好几间学校及医院的庞大教团，自然会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所以国民党当时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渗透、分化长老会内部，不停丑化长老教会——因为教会有海外背景，所以被扣上了“国际阴谋集团”这个高帽子。不过国民党的一些手段，如烧毁罗马字圣经及没收教会通讯报纸的行为，也的确引起国际的关注，而不得不停手。

 

  因为这些原因，那几年长老教会流失的人也不少，留下的人除了老信徒外，年轻一点儿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反骨性格。

 

  我就是在这种教会里成长的。当然啦，现在教会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激情了。

 

 

 

爷爷去世的“基督教葬礼”及乡下的回忆

 

 

 

  1982年，令幼小年纪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外星人《ET》的上映。那一句“ET要回家……”也几乎成为那一年的流行语。后来约二十年后，《ET》数码版上映，我又去看了一次，重温旧梦。

 

  也是在这一年，我第一次看了《星际大战》（STARWAR，大陆译为《星球大战》），第一次看到X战机和钛战机在死星上的追逐，看得我目瞪口呆。两部电影影响我爱上了科幻片。

 

  但我有记忆以后第一部看的电影却是《大白鲨》，而且看了好几次。再加上那时电视播了《泰坦尼克号沉没记》（大陆译为《冰海沉船》），让我对海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至今我到海边玩都还不敢到超过肚子以上的地方。

 

这一年台湾电影界的最大变化就是，几个年轻导演的新浪潮运动，影响了后来电影的发展。不过那时我年纪还小，要等到几年后才知道它的意义。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爷爷去世了，全家都赶回云林的老家，一整个大家族挤在那间日式榻榻米的房子里。最初，全家只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后来爸爸又传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传教为传福音）给爷爷，爷爷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个出殡前的晚上，整个家族还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挤在摆了爷爷棺材的房间里，几乎是爸爸主导了整个以基督教仪式守灵的过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民间宗教信仰气氛浓厚的乡下，爸爸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坚持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顽皮得坐不住，动不动就攀上去看爷爷的遗体。第一次如此面对死亡这件事，没什么概念，所以我也不觉得可怕。当晚，整家子就睡在那个房间里。

 

  第二天，整个殡葬的队伍由乐队前导，再来是灵车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地到了教会。在乡下，这样的出殡仪式算是很常见的。说是乐队，其实也就是几个中老年人穿着不怎么整齐笔挺的军装，吹着不怎么样的音乐。关于这种送葬乐队，闽南语有个俗称“西索米”，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滥竽充数，大概也只会吹SiSoMi三个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场的家庭，在灵车队伍后面还会请电子琴花车。这是一种台湾的特殊文化，即那辆车装饰得华丽无比，后面有个小舞台，可能还会有艳舞女郎配合着电子琴声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所以出殡队伍常常前面是不整齐的乐队声，中间是请来的孝女哭声，后面跟着而来的是热热闹闹的电子琴花车歌声，最后面可能跟着一群看艳舞女郎的民众。

 

  总之，这场丧礼在教会举行，称为告别式。爸爸的兄弟姐妹们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还是没什么概念，站在另一边乱看。在教会告别式结束后，人马又到了墓地。印象很深刻的是，爷爷的棺材被降到那个坑中，然后被沙石填了起来。

 

  后来几年，每逢跟着父母去扫墓，因为那墓地是如一个个水泥高台般葬着一个个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欢在那些墓上跳来跳去，也免不了招来父母一阵骂。

 

  虽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回老家，也不一定会跟彼此说已经回去过，但只要在爷爷的墓上看到那里的花新换过，就会因有人来过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点儿的时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义。

 

  以前小时候每当寒暑假，爸爸总把我跟妹妹带到云林乡下去住几天，过几天再来，又带我们继续南下到台南的妈妈娘家住几天，这几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课。在台湾的云林嘉义一带是传统的农业县，散布了几个日据时代留下的糖厂。爷爷以前就是糖厂员工，所以这宅算是员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员工的，后来换台湾员工住。

 

  爷爷死后，那间房就只剩奶奶一个人住。她的儿女们几乎都跑到台北来，只有她坚持不走，每天就在后院养些鸭子。后来她终于也来到台北，而过了十几年后我再去看那间房子，已经几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烟蔓草间。

 

  小的时候，牙齿也不断在汰旧换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动要长出，旧牙摇摇欲坠时，就该拔牙了。不知道为什么，拔牙的事情总是在过年回到这宅子时发生，于是，总是在众亲戚的鼓励起哄下，爸爸就拿一条缝衣线，绑成一个圈套在牙齿上，然后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齿就这样掉下来了。他还以为是牛仔在套牛啊？不过还挺有效的。

 

  应该说，很多20世纪70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这样寒、暑假回中南部乡下的回忆。

 

1983 “六义士”劫

 

 

 

  1983年5月，一架大陆的民航机，从沈阳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到了“南韩”。参与这次劫机的六名青年降落“南韩”后，立刻表示要投奔台湾。当时台湾当局在反共意识形态挂帅之下，并未依国际反劫机公约将他们视为“劫机犯”，反而称他们为“夺机六义士”。本来劫机者是要受到“南韩”政府审判的，台湾当局却动员一切力量声援他们（包括在“南韩”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等）。

 

  经过“南韩”拘留、起诉、判刑确定，并羁押了一年三个月后，在1984年8月，利用洛杉矶奥运的喧腾，劫机者被悄悄遣送到台湾。他们来到台湾的第二天，立即被蒋经国接见而成为“反共英雄”。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颁发给他们约1700万台币的奖金作为生活费，还安排他们就业与就学，可谓风光一时。

 

  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掉，随着时代的改变，英雄的光环也已不在。再之后的劫机者也改由人机分离的方式处理，飞机先送回去，人则当做劫机犯先在台湾关个几年，然后遣送回大陆。

 

  再听到“六义士”这个词，已经是1992年了。“六义士”

 

 

1984 上小学

 

 

 

  1984年的3月，发生了一件“萤桥小学学生被泼洒硫酸事件”，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可怜的同学叫官声彦。

 

上一年级前的暑假，我又回到乡下老家去，在乡下那台收讯不是很清晰的破电视上一次又一次看着菲律宾反对派领袖艾奎诺·科拉蓉回国在机场被刺的画面。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风扇一边嘎嘎地吹，大家一边坐在榻榻米上讨论这件事。台湾会特别注意这件事，是因为艾奎诺当时就是从台北乘中华航空的班机回菲，在机舱门口下楼梯时就被打了一枪。他倒下的那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一直忘不了。

 

  没想到两年以后马科斯就下台了，我又在同一台电视机上看到艾奎诺·科拉蓉夫人上台。

 

  这一年，我上了小学。其实像我这种11月生的，应该是在来年9月才进小学才对，但关心孩子者如我妈，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当年就把我弄进小学。方法是，找个认识的小学校长，先把我弄进去读三天，然后再转到我家旁边的小学。因为那间学校在阳明山上，所以，我还记得那三天我妈每天都带着我坐公交车上山的情景。

 

上小学后，我开始学钢琴，一直弹到我上中学为止。学钢琴是个很痛苦的回忆，因为那个老师特别严格，一发现我弹错，一块小木板马上就向手背打了下去，也不管弹完了没！

 

  当时台湾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父母喜欢把小孩送去学各种才艺：英文、音乐、画图是基本的，可能还有什么心算、珠算、功文、数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父母在弥补自己以前无法学这些东西的缺憾，就是所谓“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一开始冲太快又有什么用？

 

  上小学，我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乖乖的，进到学校里见到蒋介石铜像都要鞠个躬才继续走，而且不能走过之后朝着蒋介石的屁股敬礼，否则会被骂。

 

  学校也开始规定上学要讲国语，如果被发现讲闽南语要被罚。所以，小孩为了向大人争宠而暗生的劣根性也在这时出现了，各种打小报告的人纷纷出现。但小孩子就是笨，老师听了其实也不会太在意，只是笑笑而已。

 

  一般小学的班级里，会有一些干部，除了班长副班长外，还有如——

 

  风纪股长：就是抓你不守规矩，是大人的党羽。

 

  学艺股长：其实就是帮老师收簿子。

 

  卫生股长：检查每天早晚扫地有没有扫干净，并分配打扫区域的。

 

  总务股长：收班费的。

 

  ……

 

  除此之外还有值日生，一天两名，也就是下课擦黑板，提水桶，帮老师倒茶等杂事。

 

  每节课就在老师走上讲台，然后大家喊“老师好”，老师说“各位小朋友好”的仪式后开始，然后下课前也会重  复敬礼一次：“谢谢老师！”其实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人都还不错，也不会跟小朋友计较太多。

 

  那时候，老师说的话简直就跟圣旨没什么两样，小朋友开口闭口就是“老师说”。老师总是说“小朋友不可以穿越马路哦，有斑马线要走斑马线……”后来大一点儿时，有一次，我不小心看到老师穿越马路，幼小纯真的心灵顿时受到极大的冲击。

 

  到了每天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下课时班长会喊“起立！立正！敬礼！”这时候大家就会同声说：“老师再见，小朋友再见，大家明天见！”不过比较顽皮的小朋友就会故意说成“大家明天都不见”。

 

 

 

 小学的运动会场  

 

 

 

 

 

 

台湾第一间麦当劳开业、海山煤矿爆炸案

 

 

 

  台湾第一间麦当劳在1984年开张了。对小孩子来说，这可能比其他事情都重要。那场开张仪式办得热闹非凡，结果第一周营业额就达到140万元，打破了当时的全球最高纪录。“健康欢乐又明亮”的麦当劳，渐渐成为死小孩心目中的圣地，纷纷吵着父母带他们去吃。结果这一间麦当劳，在当时会有老阿公老阿妈从中南部包车北上参观，成为一个另类的观光景点。还有主妇联盟也来凑热闹抗议，说汉堡卖得太贵、垃圾食品之类的，不管怎么说，当时的那家店真是热闹非凡，风光无限。

 

  而麦当劳的快速展店，每展一处，均带动当地的房价飙涨。当然有另一个说法是，当时台湾土地到处都在涨，麦当劳地点又选得好，所以麦当劳跟地价有种鱼帮水水帮鱼的关系。反正，短短的时间内，我家旁边的马路两边，当初的国外快餐巨头——麦当劳、肯德基、温蒂汉堡均相连而开，一场快餐业大战就活生生地在我家附近上演。当然，那整个地段的地价都狂飙起来。

 

  所以当初别人问我住在哪里，我总是回答“麦当劳旁边”，无形中还会有种虚荣感。

 

很快，小学生的休闲活动开始变成去快餐店了，这三家店也开始抢占小学的午餐市场。每天中午，麦当劳的工作人员把大批食物拿到学校传达室门口分时，总会引起很多小朋友羡慕的眼神。麦当劳在当时的价格的确也是偏贵一点儿，似乎吃麦当劳的就高人一等，是种非常享受的事。等我开始能自己打工赚钱时，可能是小时候的欲求不满，有一阵子我简直就是狂吃麦当劳的各种食品，每一顿都吃得饱饱的。那一阵子吃了那么多垃圾食物，怪不得特别胖。

 

每次经过那条路，都会看到三家店标志性的人偶以亲切的微笑立在店门前。小朋友坐公车经过那条路时，都会大声喊：哇！麦当劳叔叔！肯德基爷爷！温蒂姐姐耶！

 

  麦当劳叔叔的造型是他的一只手伸开，做欢迎状；肯德基老头的造型大家都知道，诡异得慈祥，呵呵地笑，手挂着拐杖；温蒂姐姐的造型是双手做向人扑来拥抱状。

 

  有一天我很早起来上学，看到这么一幅匪夷所思的画面：麦当劳叔叔像是打了肯德基老头一巴掌，温蒂夹在中间好像在劝架似的把两人推开。不知道是哪个好事者干的。

 

  过了几年，温蒂汉堡因代理商经营不善，黯然退出台湾市场。而在1992年时，就在那第一间麦当劳，发生了炸弹爆炸案，炸死一个拆弹警察，成为当年的热门新闻。

 

 

 

  这一年年底的海山一坑煤矿灾变，也是当年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两年绝对是台湾煤矿最黑暗的两年，发生了好几次的灾变，每次都死了将近一百人。

 

但是这些底层的工人跟小市民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何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因为有位叫周宗鲁的工人奇迹般活了下来。

 

  周宗鲁也是个外省老兵，是个经历大小战役的幸存者。据他口述，在战争中曾经两次，全连就只有他和两三个人活下来，也算是命大的家伙。跟其他外省老兵一样，周宗鲁退伍后没什么谋生技能，就去挖煤矿。

 

海山一坑爆炸灾变后，他被封在坑里约五天才被救出，是唯一的生还者。在那个高温40度的坑里，没有食物和水分进补，他只好喝自己的尿才活下来，可说是奇迹。

 

  他觉得是上帝救了他，所以后来当牧师去了。前几年在街上看到他在传福音发单张，没什么人理他。谁晓得他就是当年轰动全台的人物呢！到现在，每提到台湾的矿业历史，都不得不提到他。但从这几次灾变之后，台湾的矿业也没落了。

 1984  “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与“江南案”

 

 

 

  蒋经国上台后，给人一种特别亲民的形象，常常穿着夹克便装走访“民间”，结交许多“民间友人”，给人的印象越来越良好，也让许多民众对这位原来的“蒋太子”印象不错，开始对蒋家的印象改观。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民间友人”，那相对的，蒋经国应该就是在“宫廷”，高高在上的喽？那个时候，报纸就常常会看到“民间”这类字眼，可见过去封建的思想余孽仍然占据着人们的思想阵地而不自知，简单地说，就是奴性。当局施点儿小惠就叫“德政”，其实，这些还不都是当局本来就应该做的吗？

 

  无论如何，蒋经国在位的这几年，民众对当局在情感上有那么一些稍微改观。但是这年发生的“江南案”，又让大家彻底失望了一次。

 

 

 

2007.11月8日台湾竹联帮前帮主举行出殡仪式五千黑衣

 

 

 

  江南本名刘宜良，是台湾报社的驻美特派记者，有一个说法是，其实他也负有收集情报的特工身份。江南在美国期间写了《蒋经国传》，并于美国报上连载。这本传记，详细地记载了蒋家内部许多不为人知的八卦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权斗争历史。当时，当局认为他是为污蔑蒋家而心生不满。

 

  因此，由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锄奸”，在旧金山暗杀了江南。

 

  结果这件事干得不够干净利落，加上聪明的陈启礼已经先行录了一卷自保录音带给别人保管，因此马上被查出来跟台湾当局有关。美国政府大怒，因为，台湾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了已经是美国公民的江南。但又有一说，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当然，当事人后来都作鸟兽散，四处逃亡，陈启礼也逃回台湾。这件事除了让民众对当局有非常非常负面的印象外，也让民众深深感到黑社会之恐怖——当局原来与黑社会有这样的挂钩！

 

  蒋经国到底知不知情，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执行策划者是他的儿子蒋孝武。后者本来应该是最有希望成为接班人的，后来虽然他没事，但也从此被外放到岛外冷冻着。

 

  后来当局为了转移话题，拾回形象，在当年年底也展开了台湾史上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一清专案”，许多大哥不管有事没事通通落网。在过去，“绿岛”本来是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大哥的故乡”，号称“绿岛大学”——要成为大哥，都要先去那里“进修”一下。

 

  那时我年纪小，记得电视上总是有扫黑的宣导短片，一堆明星穿着警察的制服，拿着扫把在扫着地上一堆堆黑黑的纸屑，在“扫黑”。

 

  几十年后，电视再访问当时的当事人，他们还是认为那时所做的是为了台湾为了当局，一点儿错也没有。看看台湾后来的社会发展，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仍然觉得一点儿错都没有，只是他们认同的对象错了而已。

 

那几年的流行语是：“他被江南了……”

1984  20世纪80年代初的综艺节目

 

 

 

台湾的娱乐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个爆发式的成长。可以说，大家有了钱，就开始爱听靡靡之音。

 

电视台三台都有许多的综艺节目出现，尤其是星期六及星期天晚上，是综艺节目的主战场。当时的许多主持人或跑龙套的，现在都已经是综艺界的大佬。不过当时的综艺节目，在一阵欢乐过后，主持人及来宾们一定都会合唱几首“净化歌曲”——不外就是那些“观念正确、意识健康”，鼓吹乐观向上人生观的歌曲，就是怕大家听太多靡靡之音导致风气败坏。于是每当节目结束前，我们就会看到所有参与这次节目的艺人排排站，在各无线电视台大乐队的伴奏下，一起双手打拍子，随着伴奏摇摆，一起高声齐唱“净化歌曲”。间奏时，主持人还会顺便感谢一下所有来宾，以及由×××指挥所领导的×视大乐队。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印象最深刻的80年代初的综艺节目，一定是张小燕在华视主持的“综艺一百”。那时候，美国电影《第三类接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五个音符。因此，张小燕也打扮成科幻状，化名“易百拉”来主持其中一个单元，口号就是“达啦哩达啦”那五个音符。

 

“综艺一百”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娱乐新闻”。其中有个单元叫做“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以全台湾各地唱片行的专辑唱片销售量为依据统计，于每周日的节目中发表排行概况，并在隔天的星期一，在《民生报》刊登榜单及介绍。这是台湾第一个流行歌曲的排行榜，每个礼拜天，牵动着万千歌迷的心。

 

华视的“综艺王国”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确立下来的，尤其是星期天晚上的节目，都是倾电视台之力打造的。

 

另一个节目是凤飞飞主持的中视的“一道彩虹”。凤飞飞在当时是台湾的平民天后，亲和力又够强，受到基层百姓的喜欢，她的许多歌曲如《飞上彩虹》、《掌声响起》、《祝你幸福》，到现在大家都还能朗朗上口。

 

等到凤飞飞离开台湾后，接替她的节目就是“黄金拍档”。这是台湾第一个大型综艺节目，每个礼拜录制节目都把整个艺文表演会馆包下来，让千余名观众进场观看现场节目。这个节目大受欢迎，几位主持人张菲、倪敏然、检场、罗江、徐枫，合称“黄金五宝”。其实这个节目有点儿模仿当时日本的“志村加藤大爆笑”、“八点，全员集合”等节目，但这也是后来看到“志村加藤大爆笑”的录像带才知道的。

 

这个节目编排大概也就是一堆戏谑的短剧、唱歌、观众游戏等，但都因为没有剧本及固定台词，一切都是靠五位主持人及特别来宾的临场发挥，所以也出现了不少超爆笑的突发状况。

 

因为舞台大，所以一切看起来都超豪华。他们也曾经把军舰或者747客机的机翼当做舞台来表演，在当时的综艺节目来说，简直就是超大手笔。

 

“黄金拍档”不仅捧红了张菲、倪敏然等人，也捧红了短剧里的几个人，如张菲演的“董娘”、倪敏然演的“七先生”等。还有比如互砸蛋糕面粉等桥段也是那时开始的。每次的短剧一播出，有什么新的花招，到了礼拜一，一定都是小朋友们模仿的项目，比如说那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夸张地笑倒在地，就是从“黄金拍档”里学来的。那时候大家都想去参加“黄金拍档”的现场录制，如果谁去了，别人一定羡慕得半死。

 

当时当局也很喜欢办一些大型的综艺晚会，不过都带有些政治目的。比如一些名目如“三民主义”艺演晚会、“团结自强”晚会、“双十”晚会等，而且一定会三台联播，比如说每年“双十节”晚上一定都是“四海同心”晚会。一开头不免就是蛙兵表演蛙操、仪仗队来表演个操枪分列式，然后歌星唱唱歌。每年必唱的是“净化歌曲”，而舞台背后一定都动员学生，将练了很久的排字秀展现出来。其实这些内容都大同小异，不过在那只有三台节目的时代，大家也都喜欢看。 

 

1984  20世纪80年代初的流行音乐界

 

 

 

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流行歌坛刚脱离民歌的年代，但又受到“民歌世纪”的影响，所以多少还是有点儿清新的感觉。而且，那是一个“玉女”当道的时代。

 

  林慧萍、金瑞瑶及杨林等人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玉女们总是以清纯的形象出现，有一点儿楚楚可怜的样子，但多是“东洋风”。许多玉女偶像都参考日本的歌手来定位，如当时的金瑞瑶，以一曲翻唱自日本歌曲的《飞向你飞向我》迅速走红，搭配歌曲的手势与迷人的长腿，风靡于青少年间。而有点儿走忧郁路线的林慧萍，很明显的就是模仿中森明菜。至于杨林呢，以一首《玻璃心》而大红，她的标准动作就是左手握拳，轻拍着脸嘟嘴微笑。那时候的少女们，都疯狂地学着这样笑，硬是把前两位挤了下来。现在看来，当今“90后”们自拍时的“招牌”动作，早在30年前就流行过了。

 

  而转入幕后，刘文正组“飞鹰唱片”，推出了伊能静、方文琳、裘海正三位新人组成“飞鹰三姐妹”：日本漫画美少女般的伊能静，气质路线的方文琳，运动健美型的裘海正。后来，方文琳紧追在杨林后面抢夺玉女宝座。这些玉女歌手们，大多数是受到男性歌迷的喜欢，以现在的术语来说，都是走“疗伤系”的路线。在摩托车众多的台湾，当时要看够不够红，其实就是观察照片有没有登上摩托车的挡泥板。当时，方文琳、林慧萍、杨林并列为摩托车后挡泥板最热门的三大玉女偶像。

 

  当然，那个时候在歌坛，罗大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他当时一身离经叛道的造型，加上又是那么才华洋溢，尤其《恋曲1980》和《童年》等歌，无论是词曲还是演唱方式，都跟以往的音乐有着耳目一新的不同。接下来，他又推出《之乎者也》与《鹿港小镇》等更含深层意义的歌曲，虽然有抗议精神，却也引起更多年轻人共鸣，马上造成极大轰动。而费玉清当时也越来越受欢迎。早期国语歌分为两大主流，一个是有官定意识的“净化歌曲”，另一个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早期费玉清就属于前者，到后来才开始唱些民谣小调的。另外，充满了书生忧郁气息的姜育恒也是这个时候出道的。

 

  而对小朋友来说，以上几位影响都不大。一方面歌词太深，是“大哥哥大姐姐”们喜欢的；另一方面，唱的歌又太古板，妈妈应该会喜欢。对小孩子来说，歌词和音乐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歌手够不够吸引人，特不特别。所以，当初的“蚱蜢王子”李恕权那动来动去好像跳个不停、随性不羁的演唱风格，真的是抓住了大家的目光。

 

李恕权的成名是突如其来的。在某一天，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李恕权，首张专辑《回》静悄悄地上了各唱片行的版面，只不过三个星期的光景，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综艺一百”国语流行畅销榜的亚军位置，硬是把当时正红的林慧萍、郑怡等歌手挤了下去。李恕权也真的是个人才，在NASA当工程师当烦了就改行玩音乐，居然在美国也能拿了个“格莱美奖新人奖”入围。李恕权回到台湾后，他那种美式的表演风格及曲风——夸张的奇装异服，动感的跳舞风格简直让青少年们为之疯狂而争相模仿，因此横扫了当时的排行榜。

 

  另外还有齐秦、薛越等人也是同时期出道的，因为那时候的印象不深，在此就不提了。

 

  女艺人方面，1983年的电影《搭错车》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大家都会唱上一两句苏芮的“酒干啊倘卖无，酒干啊倘卖无……”不过小朋友们也仅仅只会唱这一句而已。另外一个对小朋友影响比较大的女歌手应该是“娃娃”金智娟，她那时候还在“丘丘合唱团”里。大家也都会唱那一句“就在今夜……就在今夜！”（越唱越高亢状），不过唱到后面基本上也都开始胡乱唱了。

 

  而同时，最红的西洋歌曲可能就是《WEARETHEWORLD》。同样，每天下午扫地时常放这首歌，小朋友们也是只会唱这一句而已。到了1985年，台湾的众唱片公司及歌星，也来了一次大联合的“群星为公益而唱（BandAid）”，由罗大佑等人作词，写出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不过后来这首歌被国民党拿去当竞选主题曲，气得罗大佑不想回台湾。

 

20世纪80年代初小学生喜欢的电影明星

 

 

 

20世纪80年代初，有四位电影演员不只是小朋友喜欢，而且应该算是当时在影坛上最火爆的电影明星了，尤其是电视节目贫乏、电影有更多声光效果的年代。台湾电影市场简直就是整个蓬勃起来，主要是以娱乐片为主。

 

这四个人分别是陶大伟、孙越、方正、许不了。在大家的印象里，前两个人是一组的，后两个人是一组的，但是他们四个人也一起拍了好几部喜剧片。再加上当时这几部戏像林青霞、张菲、胡瓜、张小燕等人都有参与演出，可说是大牌云集。

 

许不了可以说是当时台湾的喜剧泰斗，他的出身非常草根，一步步刻苦努力爬上来的，因为扎实的演艺训练，说学逗唱样样都会。那时候台湾流行“秀场”，即一边吃饭喝茶一边看艺人表演的地方。其他大牌艺人可能都要唱歌跳舞加上乐队才能撑完全场，但许不了光凭说笑话就能撑完全场。他的形象非常滑稽，电影《小丑》的形象深植在当时台湾人的心里，这部笑中带泪的电影可说是他的代表作。现在回头来看这部影片，会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喜剧天才，周星驰可能还差他远了。他的人生也跟小丑一样，在人前尽量表现欢乐给大家看，但背后有各种如工作、黑道等的压力，只能借酒消愁。那几年他每年至少都有九部以上的电影，可见压力之大。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得了肝硬化，最后酒精中毒而死，只有34岁。让人不胜欷歔，也结束了那几年的“许不了时代”。

 

 

 

方正跟许不了是同期的人物，当初大家都叫他“大馒头”，他跟许不了的配合默契简直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但他在许不了过世后，也慢慢淡出影坛，后来做生意不太顺利，近几年出现在台湾是2005年的倪敏然过世的场合上，听说他现在在美国当牧师了。

 

孙越和陶大伟这对活宝兄弟，对那时的小朋友影响更大。

 

孙越也是个外省老兵，加入军队里的话剧队后正式开始他的演艺生涯。在早期的台湾电影里，他都是以大反派的角色出现，后来参与电视演出后，开始转型为谐星路线。1981年他跟陶大伟合作的《朋友歌》，可是当时大家都会唱的歌，后来一直到我上了中学为止，办什么活动都一定会放这首歌，影响很大。

 

他后来受陶大伟影响，也接受了基督教。1983年的《搭错车》是他演艺生涯的巅峰，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这部片很多都是在讨论当时台北的眷村改造以及老兵的问题，但剧情很感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自此之后，孙越开始献身公益活动，现在在台湾虽然已经息影，但形象仍然十分良好正面，大家都叫他“孙叔叔”。

 

陶大伟就是陶喆的爸爸，在当时他是个绝无仅有全能型的天才艺人，不管是词曲创作、画图、演戏等才艺都全包了，可说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艺人之一。他那个娃娃脸，其实大家看了都会觉得轻松。在他的电影或音乐作品里，总是诙谐逗趣，又有点儿童心未泯，很多都是小人物为主角，鼓吹着一种乐天、知足、存善的励志人生观。所以，民众对他的印象总是轻松、欢乐、有朝气。

 

当时的小朋友最喜欢的可能就是陶大伟，都叫他“陶叔叔”。主要原因就是他在演艺生涯达到最高峰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去做儿童节目，并担任主持人。那个节目叫“嘎嘎呜啦啦”。节目里陶大伟用孙越的形象做了一个小布偶叫“孙小毛”，跟他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大受小朋友欢迎，可说是影响了台湾所有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出生的小朋友，家长也鼓励小朋友看。所以说，在这四个人里面，陶大伟对我们这群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影响是最大的。

 

说到这四个人的合作，就不得不提到朱延平这位导演。他在台湾是专拍商业喜剧片的，近几年的作品，可说是毁誉参半，2008年的《功夫灌篮》就是他的作品。现在回头看他几十年前拍的那些，会发现以前拍的水准怎么那么高，现在就拍成这样子了啊！

 

此外，1984年，香港导演麦当雄的电影《省港旗兵》也在台湾上映，是妈妈带我去看的。现在想起来，妈妈一定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电影才带我去看的。片子里大圈仔的凶狠让我看得呆掉了，在滑冰场的那场枪战戏到现在一直忘不了。最后一幕，警察朝着阁楼扫射，全部死光光的画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痛苦。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总觉得香港的治安很差，就是看了这部片的原因。

 

1985  十信案

 

 

 

我家的电话号码很好记，选得很好。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总是在特定日子里有人打电话来骚扰，后来也习惯了。这一件小事，让我家与“十信案”稍微扯上了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十信案”为台湾史上最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即“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除了不能做外汇外，已经有点儿类似银行的功能了。而十信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泰集团的蔡万春家族控制的。在1960年，蔡万春因需大量资金投资土地，想从十信调集资金，故在十信发起“一元开户”的方案，使得短短时间内台北十信存款就突破一亿元，成为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信用合作社。

 

早期的台湾人，习惯把赚的钱通通藏在家里。改变这个观念的重大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八七水灾”，这次台风造成的水灾使得中部灾情惨重，到现在为止，都还算台湾史上最严重的水灾。这次水灾，使藏钱在家里的百姓损失惨重，因此有了将钱存在金融机构的观念。相较于银行的高高在上，加入手续简单的信用合作社就成为一般民众存钱的首选。

 

到了20世纪80年代，蔡万春的儿子蔡辰州当选“立法委员”，并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大家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总要打通许多关节，所以其中的内幕可想而知了。但后来，当局开始发现十信有不正常放款及库存现金偏低的现象，经过多次警告，仍无改善。一直到后来，放款总额已经超过存款总额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崩溃。

 

“十信案”的爆发，严重伤害了台湾投资人的信心，弊案金额超过一百亿元，数千存款户一生的积蓄也血本无归。这件事也导致一堆大小官员辞职或下台，牵扯到的人数达到两百多人，最高的已经涉及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蔡辰州本人被捕后，在判刑前夕也挂掉了。

 

“十信案”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民党与财政金融间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蒋经国非常之震怒，在过去党政不分的时代，蒋经国下属的应该有三个秘书长：“总统府”，“中央党部”，“国安会”。本来蒋经国都很放心将事情交给他们做的，“十信案”以后，蒋经国开始变得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也因此越来越差。

 

有人说，“陈文成案”、“江南案”让蒋经国看清了情治单位的摆烂以及流氓心态，那么，“十信案”让蒋经国看到的就是整个国民党权力核心以及中层党工极度腐败的真相。

 

蒋经国决定重振党风，革新体制，组成严家淦领导的十二人小组研议政治革新问题，这十二人小组的成员在“十信案”中涉案成分最少。而且蒋经国也借此机会安排李登辉和其他大佬们互动，在很多决策上，他会当面指示李登辉，以便于李在十二人会议上发挥影响力。而严家淦中风后，李登辉也就顺理成章出任召集人。

 

李登辉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又更上了一层楼。

 

至于我家的电话，当初是跟某位“十信案”的重要关系人买来的，而这个家伙在“十信案”后就被暗杀了。所以每年一到他被干掉那几天，总是有骚扰电话打来，一直到好几年后才慢慢消失。

 

原台北十信总社，现为合作金库城内分行

 

 

 

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吗

 

 

 

离“解严”就只剩几年了，一切都已蓄势待发，就等冲破的那一刻。党外人士也开始越来越有组织，虽然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物大部分都还在牢里，但年轻一代的人已经纷纷投入这波浪潮之中。而蒋经国在晚年也已看得很清楚，蒋家接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未来国民党的政权不可能重返大陆，所以必须为国民党在台长久执政埋下基础。打根基的步骤有二，其一为改造党的体制，其二为拔擢台籍精英以及国民党青壮的第三代，以本土化与反对分子对抗。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青壮一代都陆续在这几年出头了。

 

1981年，大家最熟悉的陈水扁和谢长廷，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后，同时都当选了台北市议员，并且都是在同一选区。往后十几年，从市议员一直到“立法委员”，他们两人都一直在号称全台第一战区的台北市第一选区竞选，每次两人也都高票当选。也许第一选区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两位“巨星”，所以才特别令人瞩目。

 

我家刚好就是在第一选区，旁边有间小学的操场及广场，常常都是候选人发表政见的地方。从小，我就见识到这两人十几年来亦敌亦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说也奇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很少办政见发表会，看到的都是党外候选人，而党外候选人的场子永远都比国民党的热闹，也许是国民党人都已经习惯那种笃定当选的情况了，所以不太积极。常常都是晚饭吃饱后，全家扶老携幼，到政见会场去听演讲，吃着民主香肠，逛逛小书摊。大人们都在前面听，小朋友就在后面玩起来了，那种感觉反而让人不觉得有什么政治气氛，像是种家常便饭后的娱乐活动一样。

 

虽然陈水扁当选了市议员，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到了1985年，陈水扁辞去议员职务，回台南故乡代表党外人士竞选台南县县长，但是落选。他老婆吴淑珍在后来陪同谢票行程中，遭到车祸，并导致终身残废，到现在，这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一直都说不清。但也因为这一件事，陈水扁得到不少人的同情。

 

1986年，陈水扁担任社长的《蓬莱岛》杂志社因报道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冯沪祥论文抄袭他人著作，而被判刑一年。这件事有很明显的政治力介入，为“蓬莱岛案”。同一年，吴淑珍代夫出征当选“立法委员”。后来陈水扁出狱担任她的助理，可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陈水扁在出主意的，所以那时陈水扁有个绰号叫“影子立委”。

 

谢长廷的从政历程跟陈水扁差不多，不过那几年他都在台北市担任市议员。跟陈水扁大刀阔斧的形象不同，谢长廷一直都给人细腻的形象，就是那种会把法案及弊案慢慢地、细细地一点一点切开，再慢慢地一点一点推翻的那种个性，一直就是给人细心又机智的形象。所以那几年总有人说，陈水扁是把关刀，揭弊时一刀让人毙命；谢长廷是把沙西米刀，可以慢慢解剖敌人。

 

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辈、同期，又在同一个选区出身的，要叫谁服谁，都不会服气，但在后来为了大局，也常常会有自我牺牲的情况出现。

 

至于那时候刚开始崛起的国民党新生代人物，大部分都是循“党国体制”下的官僚升迁管道在进行，也就是可能在当局部门里担任过职务后，又在党里担任一些职务，但大部分都是政务及党主席同时担任的。

 

如马英九，他在留学回台后，因为家世清白，又是“忠党爱国”世家，因此被推选为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从事翻译工作。当时小马哥可真是年轻帅气啊！每次蒋经国接见外宾，就见到马英九坐在中间翻译，新闻一放出来，不知道当时让多少女人为之注目。这几年间，马英九也担任国民党内的第三副秘书长。国民党设有好几个副秘书长，各有不同的职务，而马英九担任的这个第三副秘书长，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大陆的。接下来，他也通过了进入官僚系统的甲等特考，正式开始官员的生涯。

 

宋楚瑜的经历也是差不多，但他比马英九早了一个梯队。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国外留学回来时，蒋经国还在担任“行政院长”。他也是经过推荐担任蒋的英文秘书，后来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政治红人的。后来他担任新闻局局长，尤其在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时，他在记者会上宣布当局立场的“正气凛然”之貌，一夕之间吸引了不少了女性Fans。到了1984年，他在国民党中央担任副秘书长，当时算是小马哥的老板。

 

他们两位在二十几年前都非常帅气，又在党内有非常光明的前途，谁都知道他们以后的仕途是一片大好。

 

至于连战，他的经历也跟上述两位差不多。但当时他实在太过低调，大家也没什么拿来好说的了，只知道国民党内有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而已。

 

在这里，我无意把现在所有在台面上的人物拿出来点评一番。不过，这二十年来党里派系的分分合合、恩怨情仇，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合纵连横、亦敌亦友实在太过精彩，可说是直追《三国演义》，只不过武器从刀剑变成言语及宣传策略，攻略从土地变成人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些资料，我在这里说的只不过是我所看到的侧面，一家之言而已。

 

1985   第四台

 

 

 

早期台湾无线电视台只有三台而已，三台编排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早上，开始晨间的新闻节目。后来有一段时间为了鼓励小朋友早起，早上起床时间也放些卡通影片。

 

到了中午，会有些小型综艺节目和新闻。一般说来，中午新闻都是闽南语的，待播完后，电视节目就停止了，到了下午四点才又开始播。下午四点后可能就是些主妇节目或卡通影片（因为小朋友都下课了）；晚上七点则是新闻节目；新闻后是连续剧，从八点到十点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段”，八点播出的连续剧则称为“八点档”；十点后则播一些音乐节目，比起现在，算是很早就收播了。

 

前面说过，三台分属于党（中视）、政（台视）、军（华视），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某些特殊时刻也会进行联播。在我们那个年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双十节”三台主播十几个人坐成好几排，轮流播报新闻的盛况。当然，在早期只有三台，并且新闻只有早、中、晚各报一次的时代下，新闻中所呈现的台湾都是一幅国泰民安、公平正义的美丽画卷。

 

但三台节目大同小异，又大多陈腔滥调，民众看了也无聊。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有些商人开始自行在大街小巷间拉有线电视线，播放一些不具版权的录像带节目，这样，频道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当时这是不合法的，所以警察不定期都要来拆线一次。民众称这些节目为“第四台”，其实就是有线电视节目。

 

初期的“第四台”主要播放邻近国家（尤其日本）的卫星节目，还有一些电影的录像带、股市信息、摔角①等，甚至还有色情节目，反正影像品质普遍都不怎么好。后来有一段时间，第四台为了顺应民意，还会放一些候选人的政见发表、“立法院”的开会过程、街头运动实况等。

 

 

 

在小学课文里学习“蒋公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都是在80年代初纷纷进入小学的。小学共分低、中、高三个年级，又各有两个年级。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觉得五六年级好大呀，心中充满了敬畏感以及期待感。但现在来看，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六年级，还不都是死小孩！

 

台湾小学教育的课程，以传统又官方的说法，是“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因此，当时的课程设计，一学年分上、下两学期，除了主科——国语、数学、社会、自然、生活与伦理以外，还有体育、唱游、美劳、书法、珠算等课程，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时代性的“保密防谍”教材。

 

我想大陆的朋友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年代台湾小朋友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过去当局也一直将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在教材里灌输给我们，所以就简单说一下吧！这些观念主要是在国语、社会、生活伦理以及保密防谍课程里出现。

 

台湾国语课本中描写蒋介石小时候，看见小鱼逆流而上而感动的故事

 

 

 

 

 

在国语课本里，每一课都有些小文章，下面会有几个生字让大家练习。可能那一代小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蒋介石看小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了：

 

 

 

蒋公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

 

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游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

 

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公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

 

（以上源自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第十二课）

 

一般死小孩看到鱼，大概就只会想抓来玩或吃掉吧。当年，老师们都喜欢拿这个故事来鼓励小朋友要努力向上。听到激动处，一些感性的小女生已经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是很典型的关于蒋介石的小故事。而政治教育也体现在儿歌里，以前有首大家都会唱的儿歌叫《哥哥爸爸真伟大》，是这样写的：

 

 

 

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

 

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

 

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首儿歌还有后面三段，一段比一段激昂，一段比一段杀红了眼。到了最后一段已经是：

 

 

 

革命军人真伟大，四海把名夸，

 

拼命去杀敌，牺牲为国家，

 

杀吧杀吧革命军呀，我也要把奸匪杀，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很儿童不宜吧！可能当时的教育工作者都还有点儿默契，觉得这最后一段儿童太难理解，索性不教了。

 

 

 

抗日歌曲的歌词也是课本里面的内容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旗正飘飘》。而且，这一定是老师指定要背并默写的课文之一，到现在我都还会背。“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

 

我上到五六年级的时候，随着时代的开放，这些课程也慢慢地消失了。

 

 

 

至于生活与伦理，按照出版纲要，即介绍给小朋友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时，课本总是强调蒋介石如何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教导小朋友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因为，蒋介石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使命。不知道听过多少老师陶醉地说，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所以蒋介石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中山先生之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道统，尤有甚者，一激动把蒋经国也给加进去了。

 

 

 

而保防教育，光是看名称就知道是什么内容，就一本小书，里面有许多的小故事，不外乎受不了美色诱惑、食物诱惑或金钱诱惑就出卖了机密和情报等。小朋友哪懂得那么多大人的世界啊！只有每次在保密防谍的演讲比赛上，最后总是要加一句“小心匪谍（音拉长），就在你身边（加重语气）”，然后再重复一次。

 

社会课主要就是介绍简单的社群及社会观念，比较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形态。到高一点儿的年级，就开始上些简略的历史及地理课程，以及台湾发展、社会现状的介绍，里面一切有关台湾社会的内容都是那么和谐美好、欣欣向荣。

 

1985  小学的一天

 

 

 

我以前读小学时，早上七点半前要到校。不过可能是住得离学校太近，过于松懈，所以还是几乎天天迟到。一迟到，校门口就会有许多纠察队在登记班级名字，并报告老师，有时候还会罚站，再统一带回教室。

 

早上到学校后就开始早自习，然后会分派打扫任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扫地区域。另外学校外围环境也要出去打扫，只不过常常会顺便出去买零食。

 

早上时间会有校内广播节目，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录制的，每天会有不同主题。有时候居然还会有“访问台北市长”这种节目出现，不过这个“市长”也是小学生自己充当，所以也常常出现许多小学生一相情愿的问题及答案。

 

八点左右要升旗，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几乎是天天要到操场升旗，不过到了六年级后，就不是天天升旗了。到操场前，各班都会先在教室前面走廊排好队，然后音乐声响起，就一班班地慢慢走下楼，向操场方向前进。当时的台湾小学，以我在的都市区小学来说，一班几乎都是五十几个人，一学年约有十二三个班。所以学校操场比起大陆的小学，都大很多，足够容纳学校近四千个人聚集。

 

各班都走到定点后，台上的司仪就会统一喊整队口令，待整完队后就开始升旗。这时，乐队又开始演奏音乐，四个小朋友各拿着旗子的一角高高举起进场，走到升旗台上。升旗都会先唱歌，待唱完后，旗帜才会随着歌声缓缓升起。

 

升完旗就由校长、各室主任等人轮流上台讲话，不过基本上小朋友不太会听，都在下面偷偷聊天。朝会完后全校就会来一段“国民健康操”，台上总是有几个同学在带领做动作，小学时有被选上去做过一次，真是超丢脸的。每周一天是周会，就会请外面的讲员或表演团体来校。周会比较讲究，还要先读“国父遗嘱”及敬三鞠躬礼。不过周会时不用上课，坐在操场上就好了，台上讲得口沫横飞，下面聊得也不亦乐乎。

 

小学大概的课程前面有讲过了，另外就是体育、美劳、唱游等课。台湾的小学生，在体育课时最喜欢玩的大概就是躲避球，玩法简单来说就是外圈的人拿球砸内圈的人，被砸到的就只好出场到外圈去。这样，外圈的人越来越多，内圈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容易成为目标。后来几年，日本以躲避球为主的卡通《斗球儿弹平》大流行，我就看到一堆小孩子，玩躲避球时，当球一丢出去，总要喊些什么力量球（或焰之球、龙卷旋风球、闪电球……）之类的，球上也被画一些火焰之类的，然后学一些卡通里华丽的投球动作（虽然说那样在力学上根本使不上力），结果乱投还打到自己人，真是笨蛋小学生。除了躲避球外，体育课比较特别的还有教扯铃，但是我只会让它转动而已，每次看到其他同学做出一堆超华丽的动作，都会很羡慕。动作都是有名字的，比如蚂蚁上树、巴黎铁塔什么的，并且每次都会看到有人在比赛抛高。但是有一次自己试着抛高，掉下来打到了头，很痛，就再也不敢玩了。

 

 

 

台湾小学里的躲避球运动

 

 

 

美劳课有专门的美术教室，教些简单的素描、水彩、剪纸、雕刻等东西，大部分是一边玩一边做的。唱游就是音乐课，低年级时老师会把风琴搬进教室里，一边弹琴，小朋友们一边在教室里唱唱跳跳的。唱游课可能是当时最喜欢的课了。到了中年级后，有音乐教室。在台湾，小学几乎都会教吹直笛，印象最深刻的是吹完一节课后，口水都会从直笛口流出。恶劣的死小孩们，还会拿笛子里的口水去甩人。另外，音乐课里必教的歌曲一定有“蒋公纪念歌”及“国父纪念歌”，不管唱到第几册，前面一定有这些歌。

 

上课时间，若不是级任导师（班主任）的课，他们八成是在办公室里的，可能批改作业簿或写家庭联络簿。说起这家庭联络簿，就是老师跟家长联络的最好工具了。每天联络簿一发回来，总是忐忑不安地打开，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今天在学校干的坏事，如果不是什么好事情，回家后还要再战战兢兢给妈妈看，这下，简直就是两个对付我一个了。

 

到了十二点，吃午饭，每一班都有蒸饭设备，早上拿进去蒸，中午就可以吃热腾腾的便当了。不过像之前也说过，麦当劳这类的快餐业者也开始抢攻小学的外送市场，所以，每当中午麦当劳送餐的“大哥哥”出现在小学门口时，总是成为被包围的对象，中午吃麦当劳的同学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此外，也有许多外送的便当可以订购。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自己带便当蒸饭。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蒸过的饭菜，总是会吃剩饭，所以后来老师就派了三四个同学陪我一起吃，盯着我把便当吃完。

 

下午上课后，三点再扫一次地，四点就可以放学了。放学都有“路队”，就是以家的位置作为一组，区分你在哪个路队，算是一起走比较安全。高年级一点儿的小朋友每班轮流担任交通队，要负责交通安全指挥，带个黄色塑胶盔及反光背心，别上一个“交通队”的臂章，在早上及放学回家时在学校旁的路口，按着红绿灯，拿着长长的交通杆阻止汽车通过。说也奇怪，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就有迟到习惯的我，一参加这个交通队居然一次都不迟到了。

 

放学后，回家的回家，上才艺班的去上才艺班，也有不少人流连在电动游戏间。那时候有个流行的名词叫“钥匙儿”，即回家后，父母上班还没回来，只好自己带钥匙打开家门。

 

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也开始有社团了。不过小学时很单纯，大部分就是图书社、手工艺社、环保社等比较正常的社团。有个大陆朋友比较陌生的台湾学生社团叫“童子军”，是个国际性组织，跟军队一样有各种层级跟技能，还有专属的制服，但是现在比较偏向服务性组织及社团。在小学时一些同学都参加了，没参加的小朋友喜欢酸葡萄地说那是有钱人家小孩的游戏，其实童子军的配备一堆，还真的要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得起。

 

台湾的小学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活动，叫“自治市市长选举”，简单地说，就是小学是个自治市，要选出一个市长来。这是三年级以上限定的活动，就跟一般竞选一样，候选人要上台发表政见，于是好几年都听到“要建议学校盖活动中心……”终于，这个政见在我小学毕业15年后实现了。然后在竞选期间，由推出候选人的各班自己画海报到其他班去宣传，勇敢一点儿的也会“深入敌营”，这时就要老师出面来维持秩序了。当然也有如“大人的世界”一样，总是会有些绘声绘色的传闻存在，什么请吃糖果、请喝可乐啦，但总体说起来，小朋友还是比较单纯。虽然选出来的“自治市长”也是象征大于实质意义，但在这种活动里，也学会了什么是投票行为。

 

1986  社运的启蒙

 

 

 

1986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上都精彩无比。小朋友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美国那橘色火箭的“挑战者号”，在现场播报者兴奋的语气中升空，一分钟后整个爆炸。看到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傻掉了。当年，说未来要做航天员的小朋友少了很多。

 

二月时，科拉蓉夫人当选菲律宾总统，长期高压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流亡到美国。这件事给国民党很大的震撼，也给党外很大的鼓舞。

 

除了政治事件外，1986年的两起民间发起的事件，也对台湾民间的少数民族凝聚力产生影响，并冲击了民众长久以来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反杜邦运动及汤英伸案。

 

在台湾的历史上，除了这几百年移居过来的人之外，还有原来就住在台湾本地的少数民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叫做“山地同胞”，简称“山胞”。

 

长期以来，当局对他们疏于照顾，导致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极度匮乏，而“山胞”在台湾所占人数也很少，算是比较特殊的群体。而教育资源的匮乏，也使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年轻气盛就走进社会。由于没有文凭，他们能够选择的便是粗重的工作：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等。而女人，也常常沦为娼妓、雏妓。后来那几年，雏妓问题也一直成为社会运动关心的对象。

 

汤英伸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汤英伸本来是师范专校学生，受到学校教官不合理对待后被处以退学而来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找到工作九天之后就杀了雇主全家，最后虽然主动投案，但他仍被判了死刑。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社会舆论也越来越支持汤英伸。

 

原来，汤英伸来到台北后，被介绍所介绍到一家洗衣店当杂工，老板以先代付高额介绍费为由，强行扣留他的身份证。汤英伸就这样待在这个既闷且热，每天需被强制工作18小时以上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他忍受没几天就想要离开，老板夫妇非但不准，还拿出手中那张汤英伸身份证，扬言说他欠钱未还，并加以辱骂。就在这其中发生了口角，再加上一点酒精的催化，汤英伸终于酿下大错。

 

 

 

图为汤英伸的妹妹抱这汤英伸的骨灰。《人间》杂志是台湾过去较重人文及社会关怀的杂志

 

 

 

汤英伸的经历是当时山胞们找工作时常遇到的事，一般雇主认为他们好欺负，歧视他们，所以汤英伸事件算是一个引爆点。这样一个没有前科，在校时表现良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社会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展开了救援行动，不管是党外、社运界，还是宗教界都活动了起来。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检讨的，是整个畸形扭曲的社会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漠视与歧视，以及有形无形的莫须有排斥，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等。

 

后来汤英伸还是死了，但从这件事以后，社会开始关注山胞问题：社会是否给他们公平的对待，是否一直对他们有种有色眼光，是否尊重过他们的实际需要与诉求。

 

 

 

此外，这年的“反杜邦”也是环保运动的一个启蒙。大凡发展中国家，都一定经历过这么一个时期：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相冲突。支持经济发展优先的人，认为人民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可以牺牲一些环境。而环保人士认为，环境一旦破坏，以后花再多的金钱也挽救不了。这种问题在传统思维上常常是非黑即白的，因此也争论不休。

 

台湾第一起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即反杜邦案。大家都知道杜邦是国际性的化工大厂，当初他们决定在鹿港（就是罗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镇》里的那个鹿港）附近的工业区设立化工厂，但因生产品为高污染性的化学品项，故引起当地居民的群起抗议。后来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当时还在戒严的情况下，抗议人士向当局进行强力抗争，用各种手段抵制杜邦设厂，为台湾史上第一次。

 

后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于鹿港设厂计划，这也成为台湾首件环保抗争导致外商终止投资计划的事件。当然，若以上面那种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观点来看，到现在还很难说，当初杜邦中止投资及后续影响对台湾是好还是坏。但这件事代表了台湾民众环保意识的萌芽，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这件事以后，释放了各种相关的工运、学运、媒体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强大能量。

 

来年的1987年，当局就成立环保署了。

 

1986   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党外各种体制内外的活动已经频繁举行，这都还在国民党可忍耐的范围。另一方面，传闻蒋经国也有意利用这些党外人士的冲撞，对国民党内一些保守顽固分子进行挟制。比如说当时的朱高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立法院”里跳上主席台，拔了麦克风乱丢，影响议会秩序，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但他每次都没被惩处。蒋经国一直想在政治开放上有更多作为，但“国会”里的保守力量实在太大，朱高正这些举动，刚好用以对付那些食古不化的反改革老代表们。

 

这一年的9月28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里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目前，大家会觉得民进党内好像派系林立，什么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之类的，其实就好像《水浒传》里面，各路英雄好汉带着自己的人马上梁山一样。所以说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而已。

 

但当时党禁还没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撼，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当局到底要镇压还是顺势改革？这引起各方高度瞩目。据说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但后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他心情都特别好，一天到晚在喊“冲啊！打倒国民党！”每每这时，她老婆就会瞪他一下，叫他闭嘴，没想到他兴致更高了，“我呒惊关，呒惊死，冲啊！”（我不怕关，不怕死）。果然是男人到中年后只剩下一张嘴。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国民党而已，民进党成立，好像为自己出了一口气一样。

 

民进党刚成立的那两年，只要讲到民进党，报纸几乎都是写民×党、或×进党，搞得好像什么乱党一样。其实在那几年，民进党就是给人激进的印象，通过许多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所以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但在国民党掌控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民进党也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引起大家的注目，进而注意他们的诉求。

 

当年的“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民进党就拿到20%的选票。民进党成立之后，给异议人士很大的鼓舞，也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

 

“民进党组党”后第一次参加立法委员选举，就得到很好的成绩

 

1987台湾宣布 反攻大陆 无望

1987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这一年台湾外汇存底（大陆习惯称 外汇储备 ）也达到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当时我十岁了，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虽然尚未成熟，但在大人的言谈中似乎也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来。

 

一连串的事件，常常让人还没对上件事反应过来，就已发生下件事，对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经形成既有思考模式的台湾人来说，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 自由的灯塔 、 反攻的堡垒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 反攻大陆 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

 

所以，这个 反攻大陆 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 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这 反攻大陆 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 反攻大陆 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员，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士官，组成成分很复杂，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 战士授田证 ，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是依靠 反攻大陆 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 神主牌 。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 反攻大陆不可能 时，你就可以知道，这引起多大的震撼了。因为这个神话已经松动而瓦解，当当局说出这句话时，等于为未来许多事，开了一扇大门。

 

1987开放大陆探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就像前面说到的，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这一年（1987年）的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满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新闻里看到，大量 老芋仔 疯狂地抢进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申请探亲，新闻也播出一群年近半百的老人挤在红十字会的探亲说明会中，操着各省的口音抢着发问，又看到许多隔了几十年重逢相拥而泣的画面。尽管我与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但看了也为之动容。

 

有人说，要不是蒋介石带了那么多人来保护台湾，台湾老早就被共产党给解放了。而反驳者说，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来保护台湾的吗？他们是没地方可去，才不得不到台湾来的，要不是蒋介石不争气被赶出大陆，台湾根本就没这些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国民党带来的人里，中下群体永远都是牺牲最大的人。

 

不管当初他们是自愿从军还是被拉来的，这些人大都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却怎么知道一待就是几十年！当初来台的青年，到了这时候也都年近半百。

 

在我小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有个外省老头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卖着自己做的各式包子馒头。我永远记得开放探亲之初，他卖得更勤快了，勤快得有点儿浮躁。每天，他总是在下午四点整到我家楼下，用尽丹田的力量大喊一声，大家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停留了十分钟后，他又继续骑到下一个定点去卖。回想他那老迈的身影，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是什么样的阵仗。当时问他是不是也要回去看看，没想到他一副急得快哭的样子，恨不得每天多卖一些馒头，多卖几个小时，好存更多钱带回去。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 原配 ，自己只不过是个 二奶 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 原配 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 重婚 ，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 宝岛夫人 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在许多远离家乡的老兵心里，一定怨恨过那摆弄命运的大时代。谁愿意失去和亲人相处的天伦时光呢？几十年后再回乡，难免有 少小离家老大回 的感慨。但毕竟分离了几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想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跟很多老兵说的一样： 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 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荣民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坐公车总是很讨厌经过这一站，因为总觉得这些大嗓门老头又粗鲁又爱抢座位。长大一点儿了解一些事后，对他们也较能理解和体谅了。到现在， 大陆探亲 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了，若不是偶尔经过荣民医院见到他们的身影，也不会想起台湾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返乡而不惜冲撞体制。这群人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议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而随着挚亲的慢慢凋零，他们也越来越少回去了，许多人还是选择老死在台湾，但故乡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梦里都会回去的地方。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 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 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

 

 

1988蒋经国去世

1988年年初，又有两个禁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在这之前，台湾报纸每天发行的篇幅数只有 三大张 ，即三张纸叠起来折一半。第一张是政治新闻，不过大都是政令宣导或当局公布的新闻。第二张是民生社会新闻，第三张是娱乐版及副刊。报纸的编排永远四四方方，文章很整齐，字很多，图很少，当时的报纸都是这样。

 

而小朋友比较常看的是《国语日报》。这是一个为儿童读者和学习中文者设计的报纸，字旁边都附有注音符号，也有些连载的漫画可以看，每个班级都一定会订的。

 

1月1日解除报禁后，报纸的篇幅马上多了起来，新成立的报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各种言论纷纷出现。

 

而发禁则是指，过去台湾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仪容规定，在发型方面，男生一律都是三分头，女生则一律都理着耳下一公分，俗称 西瓜皮 的发型。发禁开放后，这个规定由校方自行考虑。实际上这是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解禁，因为在后来几年里，许多学校仍然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发型的，不过通常会做到学校与学生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学生可以留长发，但男生不得盖住耳朵，必须露出后颈；女学生不可以超过衣领，超过衣领者必须扎马尾，当然是不准烫不准其他装扮的，之后十几年才慢慢开放。而真正没有了发禁，真正完全彻底解除发禁，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现在高中生完全可以留任何发型，可卷，可烫，可染，想留多长都没问题。

 

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1988年的1月13日，这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天是爸爸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八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

 

电视上遗像定格好一阵子后，画面就突然切到国民党的紧急中常会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画面也带到李登辉在随后的宣誓就任上。

 

隔天到了学校，发现一早就弥漫着异样的气氛。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其实小朋友也不太当回事，但都能察觉到老师的神情有异。当天的朝会，降半旗。

 

这时候，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都是那些民进党把 蒋总统 气死的，呜呜呜。 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

 

新的 蒋总统 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 总统 ？ 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 李 蒋总统 吧？

 

那两个礼拜电视全都是黑白的，内容也都是些缅怀之类的影片，很无聊，并且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所以附近租录影带店的生意都特别好，当然都是掩着门营业的，你要先敲那个铁卷门，老板从门上小孔看到是熟客后，才开小门放进来。后来电视又变回彩色的，不过还是播怀念的影片，好多卡通及影集都看不到了。

 

对于这件事，学校老师还是掩不住感激的心情谆谆教诲着我们这群无知的小学生：那是因为宋美龄女士不希望影响太多民众生活，所以要电视台把节目改回来。讲着讲着，老师又忍不住哭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遗体要从荣民总医院移灵到 忠烈祠 这档事了。路线是从荣总经我家前的天母西路转中山北路往士林方向。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路祭大队，学校给大家发块麻布别在手臂上，在天母西路两旁排开。

 

当时这个路线上，我家前面是块空地，还有一片废墟和杂草，像被炸过一样。但当移灵路线一公布，两天之内就变成铺满园艺用草的大草坪，几乎是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难得一见这么有效率。

 

到了路祭当天，大家都别块黑布。但对于天天被关在学校的小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以郊游的心情出校门的，所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一到现场，就看到大批民众已经排在路两旁，还有祭品也都出来啦！这时，前导机车已经通过，只听到路的那端传来一阵闷闷的声音，后来越近越大声，才发现是哭声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近，然后这哭声又继续从路的另一端消失。车队走了之后，我们就带队回校了。

 

移灵到 忠烈祠 后，当时台北市各处都还有免费的 瞻仰专车 候车处，民众也踊跃地去谒灵，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态都还是难得有机会看一次蒋经国就跟着去的，当然热血着在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少。

 

再过不久，电视节目又恢复正常了。因为停播太久，怕观众忘记剧情，所以每一台的连续剧都来个 精华篇 ，一次看好几集，可真爽了。这也是连续剧第一次有精华篇的形式，但我也从此改看台视的《还君明珠》。

 

话说蒋经国早期在台湾，因有苏联政战的背景，因此负责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管制与监控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能积极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了各方面的历练，他不仅党政军资历完整，政治实力在国民党内也无人能敌，再加上蒋介石的刻意栽培，很自然就成为接班人。

 

在蒋中正的时代，台湾上下都是为了 反攻大陆 而作准备，所以，对于台湾本地的开发并不积极。蒋经国掌握权力后，也许是深知 反攻大陆 已遥遥无期，进而才将注意力转到延续台湾发展的各项经济重大建设之上。

 

他在 行政院长 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激荡不断的时代，虽然是专制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民主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 蒋经国在位的时候 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1988 5·20事件

 

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上演着 官逼民反 的戏码，而农民起义就是这历史剧场中的最高潮，也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的农民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承受着苦难和牺牲，这种情况过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改变。

 

1988年4月，台湾当局与美国谈判美国进口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进口大宗谷物。这不但影响台湾本地稻米的产销，更剥夺农民兼种杂粮的收益。时代像是进步、全球化了，但农业又成为对外贸易的筹码，农民利益又再度被牺牲。

 

每隔四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但当年因为这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南部农民北上抗议，要向甫上任的农经博士李登辉请命。本来是单纯的抗议事件，结果没想到大暴走，变成台湾史上最大的警民大混战。

 

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现这样的壮烈与混乱并存的场面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整个街头，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抗议者，另一边是更密更麻的镇暴部队与宪兵。当时台北市的铁路还没有地下化，街上的人多到连火车也被迫停在铁道上，进退不得。

 

在电视新闻及地下录影带里看到的内容，是说这次事件的冲突有两波，第一波是在 立法院 前面，此景我只能以 震撼 来形容。那种场面有如在玩《三国无双》，一堆农民为了抗议当局，把整篮整篮的菜丢向镇暴军警，造成当时路上到处是菜，蔚为奇观。这次警方大败， 立法院 的招牌被硬生生拆下来丢在地上践踏。

 

第二波是入夜后群众与镇暴部队展开的 都市游击战 。整个冲突中心中华路附近的街道就有如战场一样，棍棒、石块飞舞，高丽菜、鸡蛋到处乱飞，抗议群众及镇暴部队不断地互相大放无双，不断冲击及反冲击。虽然当晚电视及广播一直叫大家不要到现场去，会有危险，但还是有一堆好事者挤在天桥上看热闹。那天夜里，也看到不少卖民主香肠的骑着车，一起跟群众向前冲，也一起逃命。

 

当然，在早上是比较单纯的农民请愿啦！但到了夜里就几乎没有农民了，变成热血过头的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大概是台湾刚开放，大家都想那么去热血喊一下，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有认识的人刚好那时候在当 宪兵 参加镇暴，据他说一开始的确是打不还手，但是大家被要求留守战备而取消休假已经极度不爽了（对台湾义务役男来说，假就跟性命一样重要），因此一等到正式驱离的命令下来，大家简直就是杀红了眼：谁叫你们害我们不能放假！

 

5·20事件 在当时，媒体一律以 暴民 及 乱源 称之，但是，看到那些震撼的画面，我开始思考，这是我所熟知的那些 淳朴 的农民吗？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 暴力 ？那时候我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

 

附带一提，现在台湾的 二把手 萧万长，大家都叫他 微笑老萧 ，大概就是这时候被媒体封的。当时他任 国贸局长 ，负责和美国谈判农产品进口问题。发生冲突时，他出面缓解，结果遭蛋洗后还笑眯眯，从此 微笑老萧 之名不胫而走。

 

1989 无壳蜗牛 夜宿忠孝东路

 

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

 

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 东区 。 东区 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 无壳蜗牛 。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

 

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现在看来，这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想，住宅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商品，更不应该变成玩金钱游戏的筹码，那么多人风餐露宿为的就是要争一条改革的路。不过，18年前高房价让人走上街头，18年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18年前那些人应该房贷都付得差不多了，但这一代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恐怕依然没解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活动的愤青总领队李幸长，现在已经是横跨两岸的锅贴儿连锁店 四海游龙 的老板了。

 

 

1989海外异议人士返乡潮

 

刚刚解严那几年，也是海外异议人士闯关返台的高峰期，有些成功混进来，有些被发现后遣返。在以前，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都有一套管制名单，俗称 黑名单 。

 

这些黑名单分子清一色都在海外拥有傲人的高学历，政治立场为反对国民党或支持 台独 ，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回台，几十年来归不得。早期这些人士的 台独 思想还是比较具有理想性的，不像现在，只变成一种政治语境加以操弄。既然这些人在海外被标记了，就代表情治机关在海外有眼线。以前反对人士都说海外校园里有所谓的 职业学生 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真的支持 台独 ，只是偶尔小小地抱怨一下被听到，或者单凭 职业学生 的主观爱好就被扣上了帽子。

 

早些年台湾当局常在宣传，有所谓的 三合一敌人 （三合一敌人随着时代也有所不同），也就是民进党、 台独 、中共。小时候看了一幅图，在那幅图中，代表 台独 的是一个长得很可怕，手中充满血腥的人物，上面写着的两个字不是 台独 ，而是 台毒 。大概是那个可怕的脸孔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现在一听到这两个字，都还会有点儿负面阴影存在。在我们那一代用过的参考书补充教材里，也有一幅图，小朋友捡到 台独 的宣传单，交给警察叔叔。

 

那几年，不时可以听到某某人又要闯关回台湾的风声，而当局也是严阵以待。黑名单人士如风起云涌般闯关，其中最戏剧性也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1989年郭倍宏的闯关。郭当时是黑名单中的头号，当局发出12道 金牌 （12张通辑拘票）要捉拿他，正好时值大选，郭就放话，某月某日他将在某某人的场子公开现身助选演讲。而当时的 行政院长 是郝柏村，怎能忍受这种正面的挑战，遂悬赏三百万元抓他。

 

终于到了公开现身的当天，现场挤满群众，大家都屏息以待。而外围布满了准备抓他的军警，肃杀的气氛与场内热闹的气氛形成极大的对比。待时间一到，郭倍宏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果然准时上台演讲，现场也在这个时候HIGH到最高点。正当他讲完，军警也准备抓人时，全场灯光却忽然一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到灯光再亮起时，群众很配合地已经全部戴上当时最流行的代表黑名单的面具，结果军警认不出谁是谁，郭倍宏顺利地离开了现场。

 

这是在当时一些流行的地下录影带工作室里看到的全程实况，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太像电影剧情了。后来更大一点儿，再来看这些录影，还是觉得当时这些人真的很热血。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些当年充满理想的异议人士纷纷身居要职，掌握了权力，但他们后来的一些如争权及腐败的行径也非常让人失望，那是后话了。

 

黑名单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产物。虽然当时当局在社会及政治上其实已经不断在进步，但对海外异议人士仍不愿用沟通的方式化解歧见，反而加强压制。只能说当局对自己的改革还是没有信心吧，怕他们回来会 煽动群众 。

 

 

1989蒋经国死后的 宫廷斗争

 

蒋经国去世的前几年和后几年，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得最剧烈的几年。不仅民间变化剧烈，在高层，也暗潮汹涌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无比的 宫廷斗争 。可以这么说，后来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反对运动与抗争都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有关。

 

蒋经国的去世，表明蒋家父子 政治强人 统治时代的结束。谁来接他的位置，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当然，依照法定程序，李登辉理应马上继任。但是党务方面， 主席 谁来继任还未确定。因此，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由 中常委 轮流主持的，表面上一团和气，但私底下却是暗潮汹涌，大家都觊觎着那个 主席 的职位。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掌握了 主席 的职位，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台湾大权。

 

蒋经国一死，李登辉的动作如鸭子划水般，不温不火的。他在就职的第二天，就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 党国元老 ，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的野心。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李登辉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而就在蒋经国去世后没几天，当时还是 立委 的赵少康，突然与其他三十几个国民党 立委 突然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李登辉出任 代理主席 。当时，赵少康在一般选民心目中是有非常良好的正面形象的，与当时的陈水扁、谢长廷一样，都是两党内各自的明日之星。因此，他的这一联署，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李登辉旋风。

 

当然，经历过这次 宫廷斗争 的人大多还在世，因此有许多当事人仍然不便多提，只能是简单地描述一下。

 

后来斗争的战火也延续到了 国民大会 的选举里，直接引发1990年的 三月学运 。所谓 党政军 ，李登辉已经掌握了两者，剩下就是军权。为了掌握军权且安抚非主流派，李登辉后来任命 参谋总长 郝柏村为 行政院长 。后来几年，宋美龄也跟着离开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关于宋美龄的离去，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架华航747专机起飞的画面。

 

 

1990三月学运，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世界各地都不太平静。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年初，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获释，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国民党有点儿尴尬。在台湾与南非还有 外交关系 时，这两个难兄难弟其实在国际上的人权名声都不太好，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受到些抵制，所以两边关系也特别紧密良好，互通有无。等到曼德拉获释后，台湾人权运动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当局有更多的开放，挑战体制的动作也变得更大。

 

北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那一年脱离苏联，各自独立。那几年，东欧国家解体的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那年台湾事情也挺多的，从2月的政争、3月的学运，一直到影响台湾社会的职业棒球赛开打。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跟80年代不一样了。

 

在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还有些寒冷，我经过 中正纪念堂 ，听到远方传来歌声。那歌词奇怪得很，我印象里，只听到一句 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实现 。在广场上，坐了数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了一座野百合的像。

 

中正纪念堂 其实泛指台北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广场末端有一个3层台座，是个约70尺高的宫殿式建筑。1980年建成时算是当时台北市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有个蒋中正的巨大坐姿铜像，是纪念蒋中正的地方。后来，在这广场的两边又建了如太庙般古典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与纪念堂呈三合院的样式。据说，当初在设计这个纪念堂时，还考虑到中轴线与黄帝陵遥遥相对，不过在广场公园里休憩的凡夫俗子市民同胞们，大概也不会去理这类的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也常常变成各种政治性集会的场所。所以啦！这里的大门也常常惨遭喷漆，作为抗议什么的。又因为这里太过象征和具有个人崇拜性，反对人士也喜欢戏称这里为 中正庙 。

 

当年在台湾的这场学运，号称 三月学运 ；又因为用代表纯洁崇高的野百合作为象征，因此也称为 野百合运动 。这次学运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争取民主改革的街头抗议的最高潮，完全由大学教授及学生发起，因此也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支持。在那之后，李登辉召开 国事会议 ，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那年2月，台湾的 政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政坛 指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爆发恶斗，对 大选 方式产生歧见，形成所谓 主流派 与 非主流派 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之争，是为 二月政争 。此一恶斗，导致政局不稳，直接戳爆了当年虚胖的万点股市，也让民众对政局产生了反感。另一方面，因选举时召开的 国民大会 也通过了 临时条款修正案 ，将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 国会议员 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台湾除了一个 立法院 外，另外还有一个 国民大会 负责 修宪 及选举等任务。而不管是哪一个 国会 ，当时都还有许多的老代表，即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一同来台的 国会议员 。因为不可能回到大陆再重选，因此他们的任期一直从当年到现在。只有等他们去世或其他原因， 国会 中有空缺人选，才能选新的代表。当年他们被称为 老法统 ， 国会 也被揶揄为 万年国会 。

 

因此，这次学运，一方面是对政局混乱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对 国民大会 制度的不满。在学运之初，只有台大一些学生社团参与，但很快成为全台大专院校学生的大串联，接下来在社会各阶层也引起广泛的回响，普遍都是给予支持。终于，在数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对当前的政治局势达成一定的改革共识。不过有八卦消息说，学运刚开始时，只是几个大学生喝完了酒发发牢骚，不满老 国大 ，就决定晚上一起去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没想到擦枪走火，第二天事情一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终于成为一场全台大学大串联的学运。

 

在台湾近30年的民主运动中，有种 世代 的说法。比如说，最早参与美丽岛事件的那些人被称为 美丽岛世代 ；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那些年轻律师被称为 辩护律师世代 ；而参与这次 三月学运 的领袖人物则被称为 学运世代 ，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开始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那次学运，完全可以说是学生们草根性的社运。当时，虽有一般民众及创党之初的民进党声援，但为了避免给人与政治挂钩之嫌，在运动之初，他们就已与非学院人士有效分割了。

 

洁白纯真的野百合学生形象，已经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之中的一个醒目图腾。因此，近年来，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人，都跳出来抗议民进党将这次学运作为泛绿阵营的正当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将这次学运当做是自己的 党产 来消费，而且民进党在执政后也忘了当初学运的初衷。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那有点儿阴冷的寒风中传来的带唱歌声。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句拗口的歌词是国际歌里唱到的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当然，国际歌的内涵似乎也跟这次学运甚至是台湾大众当初想要的走向不同。

 

1993 新党 成立

 

1993年，国民党党内的政争到此告一段落，李登辉终于掌握了大权，政局也随之稳定了下来。原来在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人士，后来成立了党内的次级团体 新国民党联线 ，与主流派的次级团体 集思会 相对抗。到了1993年，新国民党联线人士终于出走国民党，另组 新党 。

 

新党在成立之初，形象是非常正面、良好、清新的，其组成人士皆为一时硕彦，并以小市民的代言人自居。若撇开政治立场来说，新党在当时的确是受到许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的欢迎。

 

自从党禁解除后，台湾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党纷纷成立，但大多是泡沫。新党的成立并得到支持，有其时代因素。一方面，当时民众看到国民党金权政治泛滥，腐败成风，严重败坏了形象。另一方面，民进党的政治立场常常又过于激进，不利于政局稳定。因此，新党的形象正符合民众的要求，很快成为台湾第三大党。

 

台湾民众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是黑金政治最严重的时期。所谓黑金政治，即政治与黑道及金钱间有纠葛不清的关系，这些情况在地方上尤其显得严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李登辉纵容的结果，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国民党从创党之初就有这种现象。不管是早期哥老会还是洪门、青帮，一直都跟党政军有所瓜葛；或是后来为了选举，各党都结合地方角头黑道势力，这种现象是一直都有的。这些本来不能提，只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较开放，媒体也较自由了，民众原先看不到的事突然间都被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因此使人印象深刻。

 

话说回来，新党成立后，算是政治立场不同的非主流派从国民党内正式切割出去了。而国民党现在要面对的，是日渐强大的民进党。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即有种 四大族群 的论述，即台湾组成人口里有闽南人、客家人、少数民族及1949年后随着 国民政府 迁台而来的外省人。而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台湾所谓的 本土化运动 是独尊闽南族群的，这造成其他族群的不满，但同时也激发了客家人和少数民族的自觉，如少数民族在1993年也掀起了正名运动。本来在身份证上，少数民族都被迫要用汉名登记的，此后他们也能用族名登记。因此面对民进党争夺本土论述的主导，国民党也在思考转型。

 

四大族群 的说法很快就被台湾社会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的省籍矛盾正在消融中，但取而代之的，与当局认同为主轴的对立反而越来越严重。当初新党的形象除了 都市中产阶级 外，还给人有 大中国主义 、 中国党 的印象。在台湾，传统上，以浊水溪为界，以北支持国民党，以南支持党外、民进党，在这个情况下，新党几次欲南下跨过浊水溪，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台湾进入多元社会后百花齐放，对政治认同的论述可自由发表。但不幸的是，不同的政治认同，其主张常常是对立的，而这些主张又回过头去渲染省籍问题，导致省籍对立在后面几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到选举时，就被当做工具拿出来利用。

 

1993尹清枫命案：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政治悬案

 

尹清枫命案是那年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悬案。本来只是死了一个上校而已，看上去没有多复杂，但这件事就如投石入水般，涟漪不断地扩大再扩大。突然间大家才惊觉，事情原来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海军曾编制巨额预算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而当时任海军武获室执行长的尹清枫，就是这些计划的执行人。在稍早之前，传出台、法双方有人拿巨额回扣的小道消息，不久，身为最直接知情者的尹清枫突然失踪，之后就在东北部海域发现了他的尸体。

 

尹清枫命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尹清枫费尽心机先录好的自清录音带被奇怪地消了磁；其他一些证明文件也失窃；案发当日，他的寝室有被人翻动的迹象。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发到现在，已经有近十个涉案关系人或调查人员，不分台湾或法国，均死于非命，这更让这案件扑朔迷离，疑团越滚越大。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曾经宣示重办这起悬案，就算 不惜动摇国本 也要查到底，结果他八年当完， 国本 都摇得差不多了还是没办成。可笑的是，当初陈水扁在当 立法委员 时口口声声说他手上有关键性的录音带，但后来他当 总统 ，别人再问起这件事时，他居然改口说 录音带在搬家的时候搞丢了 。我看，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他说的吧？但的确，这件案子牵涉太广，横跨海内外，就连法国高层也涉入，怎么会那么容易办呢？好几次媒体都以 拨云见日 之类的要题表示办案进度，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就连侦办检察官都被明升暗降丢去闲差，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背后黑幕之大。

 

有人说，查清政治性悬案的方法就是查出最高受益者是谁。我想，尹清枫命案这种永远查不清的事，台面上最大的受益者应该就是 来来豆浆店 。这个尹清枫最后出现的地点，经过新闻报道之后，名声大噪，生意一直火爆到现在。每次经过这家店，大家总是忍不住注目一下。

 

尹清枫命案不愧是台湾这二十几年来的最大悬案，光是把那些离奇死亡的涉案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整理出来，可能就堪比侦探小说了。

 

 

1994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

 

以台北市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有许多重大工程在同时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快捷运输系统，简称 捷运 工程的进行。也不全然是地铁，捷运工程有地面、地下、高架三种，并且好几条在施工。所以那时候台北市简直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有工程在进行，因配合地下开掘，地面上到处是铺满了钢板的临时马路。那段时间是台北的交通黑暗期，塞车问题特别严重，再加上捷运弊案连连，市民对市政的满意度跌到了最低点。当时的台北市长是黄大州。其实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事情也在做，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官僚系统的古板腐化，再加上这几年的施工问题，搞得大家怨声载道。

 

所以，大家都认为1994年的台北市市长选举是个改变的机会。这是台北市改 直辖市 以来的第一次市长选举，以前都是官派的。因此，这次的选举特别引人注目。同时举行的还有同样是 直辖市 的高雄市长选举，以及台湾省长选举。我就提一提跟我住的台北市比较有关的选举吧！

 

这一次的选举是三强鼎立：国民党的黄大州，新党的赵少康，民进党的陈水扁。新党当时形象佳，派一个形象声势都不错的赵少康出来选自然没什么问题。而黄大州，许多人认为李登辉让他出来选是为了要搞垮国民党。其实，虽然当时大家看不到他有什么实质政绩，但他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算是四平八稳型的，不让他出来选市长也是说不过去。

 

民进党这边可复杂了。当时如日中天、一时瑜亮的陈水扁和谢长廷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前面说过，两个人都是一同从美丽岛辩护律师团发迹，并在台北的同个选区担任过市议员及 立法委员 ，可说是亦敌亦友，在这次党内提名中，谁也不让谁，竞争激烈。但戏剧化的是，在党内初选的前一刻，谢长廷宣布退出初选，全力挺扁。

 

其实这次选举，从一开始大家就不看好黄大州，所以基本上也是陈赵两人相争。在这两个人里面，大家是很难抉择的，因为都是一时之选。我个人认为，最后陈水扁会胜出，跟竞选主轴有很大的关系。当初，赵少康阵营把这场选举的层次提高到了 中华民国的保卫战 ，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只不过是个地方首长的选举而已。

 

有那么严重吗？ 陈水扁当时就喜欢用这句有点儿戏谑讽刺的话反问赵少康。

 

所以，当时赵少康反而给人更激进、有某种政治洁癖的感觉。反观陈水扁阵营打出的口号 快乐、希望 ，整个竞选气氛就给人一种办嘉年华会般快快乐乐的感觉。

 

所以啦，当时的民调，以年龄分布大概有这样的结果：中年以上支持国民党的居多，中产阶级支持新党的居多，年轻一点儿的支持陈水扁的居多。很多高中生、大学生也是支持陈水扁的，不过他们没有投票权，只能跟着摇旗呐喊而已。

 

说到摇旗，这次选举也有些创举，就是第一次有竞选用的宣传旗与竞选主题歌出现。一时之间，能看到街上许多的汽车、摩托车，尤其是支持陈水扁的计程车车队，车上都插满了旗子满大街跑。当时的竞选主题歌，除了后来变成新党党歌的《大地一声雷》外，就是陈水扁的《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了，尤其是后者，因为曲调悠扬歌词优美，有好一阵子都是KTV里的点播冠军。总之，民进党在选举中善于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就是从这次选战开始的。

 

所以，在当时的高中校园里，许多同学喜欢将陈水扁的竞选旗帜缝在书包内侧，每次一看到有人翻开书包露出那面旗帜，自己也会装作无意地露出那面旗给对方看到。而支持新党的同学，也会把新党竞选时的那件红T恤穿在制服里面，并有意无意将领口放开两颗扣子给其他人看，这样大家就心照不宣，知道对方是 同志 了。现在想想，这种愚蠢的行为倒也不是真的在挺扁，因为学校上层或教官大都还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这么做应该是种青春期特有的、藐视权威的叛逆行为而已。

 

陈赵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几乎是一种欢乐气氛与悲壮气

 

氛的对决。情势非常紧张，选举前的最后关头，甚至传出了李登辉弃黄大州保陈水扁的说法。这些年来一直有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我持保留态度啦！因为黄大州声势本来就弱，就算陈水扁有百分之五的票是从他那里争取过来的，扣掉这些票，陈水扁还是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的分裂是造成陈水扁这次当选的原因之一。

 

至于在台湾省长方面，国民党的 宫廷大内高手 （当时对手这样称呼）宋楚瑜最终胜出，高雄市长也是由国民党的吴敦义胜出。

 

 

 

市政的建设与规划，有其延续性，这点在硬件方面尤其重要，且承前启后经营市政，台北才有今天。但是在软件方面，就的确很能看出一位市长的个人风格。陈水扁在市长任内，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喜欢他做的，但很多重大工程都是在其任内完成的，对于只看结果的民众来说，这当然是有加分的效果。但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官员对人民态度的变化。

 

长久以来，市长都是官派，因此不免沾染官僚习气，且影响到一般公务员，对民众总是爱理不理的。面对这样的一副嘴脸，民众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区公所（区政府）办事处，从前柜台是高高在上的栅栏式，民众必须站着办事，现在改成可与办事人员平起平坐的开放式。并且，民众一坐下，马上就会有人倒茶水给你，原来的晚娘面孔，也取而代之为亲切的笑容。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让民众感觉受到了尊重。公务人员的官僚做事方式有了很大改善，这可能是陈水扁任内最让人称道的地方。

 

1995李登辉 私人访美 ，两岸之间的 飞弹事件 

 

李登辉上台后，积极推动 务实外交 。

 

台湾当局所谓的 邦交国 都是一些 穷小黑 ，即穷国、小国、黑国。后来，台湾当局的 邦交国 增加了，但几个仅剩的主要 邦交国 也纷纷失去。比如说1989年与沙特阿拉伯 断交 ，1992年与韩国 断交 ，当时还掀起了一波反韩风潮。对台湾当局打击比较大的是与南非 断交 。过去几十年来，南非与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一直被列为人权不及格的地区而遭受杯葛 。因此两个难兄难弟只好同病相怜，互通有无，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并且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在政治上开放。而人权领袖曼德拉获释后，也在1993年来到台湾访问。没想到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后，还是宣布跟台湾当局 断交 。当初曼德拉有意选择所谓 双重承认 的模式，不过还是迫于国际现实，选择跟台湾当局 断交 了。

 

李登辉 务实外交路线 的一个高潮是在1995年，他终于争取到了 私人访美 的机会，回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访问并发表演讲。电视上转播的，是他发表题为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的演说。虽然他的英文充满了日本口音，实在不标准，但这以台湾当局 外交 的立场来说的确是一次突破。

 

结果在同一年，大陆方开始导弹试射，一枚射到台湾东北方海域，来年初另一枚又射到西南边海域。所以台湾当时也出现了一个词，叫 文攻武吓 。

 

飞弹试射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不在台湾的许多亲友也纷纷打电话回来，担心说是不是要开战了。不过台湾内部都还一派歌舞升平，马照跑舞照跳，一点儿紧张的感觉都没有呢！当初飞弹公告试射的那一天，电视台居然还现场连线跑到东北角海岸的岬角上去，一堆老百姓已经等在那里，说要看飞弹掉下来，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反正，在当时，一般民众根本感受不到一点儿紧张的气氛。

 

接着，大陆又开始在东山岛附近展开一连串军事演习。来年就是台湾地区的首次大选了，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一连串军演，是有警告性的。

 

比较有紧张感的是到了第二拨飞弹试射时，开始有人嗅出一点点不对劲的味道，据说，在台湾的美国公民都已经收到可能撤侨的预告。有人将这些事跟之前的 一九九五闰八月 的预言联想在一起，而引起社会上一阵恐慌。当时机场飞往美国、加拿大的班机，可以说是班班爆满。不过，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好多年后，我听当时当兵的人回忆，一些实兵部队里，那阵子都是全副武装在睡觉的，官兵被要求先写好遗书，部队里的尸袋也已经准备了不少。在金门，各炮阵地已经被要求清除视界（即砍树），电话里一直传来射击坐标，就等着看谁发了第一炮。听他们讲，才知道那时候的情势之紧张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这次危机成了台湾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各方面的发展在几年内快速急转直下，一直到近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而从那时开始，台湾内部便分裂为与大陆对抗和与大陆交往的两股力量，随着台湾内部选举更激化了族群对立，自2000年更分裂为蓝绿对抗，一直延续到现在。政治的空转也让台湾的经济发展跟着一蹶不振。

 

1996台湾地区第一次 大选

 

1996年3月的 大选 ，是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直接民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本来是由 国民代表大会 选出的。 国民代表大会 在过去算是台湾政治体制下的一种特殊组织。依孙中山当初的政府设计，政府的治理权由 五院 （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监察院 考试院 ）行使。但是，关于 监督政府 、 领土主权 及修改 宪法 等，则是交由 国民代表大会 行使，并将 国民代表大会 的 宪法 层级置于 五院 之上。而 立法院 委员及 国民代表大会 代表皆由人民选出。如此，通过 国民代表大会 ，人民也能有效地控制监督 政府 。

 

当然啦，这一切都很理想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很多现实都不像当初设计时的情况了。1996的大选，各方的人马如下--

 

国民党：李登辉、连战；民进党：彭明敏、谢长廷；无党籍：林洋港、郝伯村（实际上是新党支持）；无党籍：陈履安、王清峰。

 

其实，这是一场从一开始，起点就不太一样的选战，因为国民党李、连这一组，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再加上庞大而细密的辅选网络深入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单就 资源 一项，其他各组候选人已望尘莫及。

 

而民进党在这次选战中可是低估了李登辉的 魅力 。另一方面，民进党当时挟着前几次大选都有不错成绩的气势而来，但的确是HIGH过了头，忘记了民众对 台独 仍没什么信心，大部分都还是想安稳地维持现状。

 

其实这次选举，从中期之后，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李、连这组人马是一定会当选的，只是没人愿意认输。并且，台湾的选举就是这样，就算支持率低，也要搞得气势高昂、热热闹闹的样子。所以不管哪一个阵营的场子，现场一定是一片欢乐，HIGH到最高点的气氛。台湾地区 大选 为什么会选在年底到年初这段时间，我猜想是因为这段时间刚好是职棒休赛期间，天气又冷，所以民众需要一些可以尽情大喊的热情活动宣泄一下。

 

虽然说民进党在当时的支持率已经落后了，但民进党的场子依然可说是最好玩的，这可能是因为该党从街头运动起家，办起各种活动来，掌控节奏的能力是一流的。在选前最后一个晚上，民进党的场子里，台上主持人及台下群众互相呼应，再加上演讲时不时穿插着背景音乐，最后伴随着候选人出场而达到最高潮，结束后再放个烟火，现场简直就是又HIGH又热血。整个台北市到处都有 选前之夜 ，每一个场子都在比谁能更晚结束，似乎先结束的，在声势上就输人一等。

 

当晚，每个候选人的场子都结束后，几乎已经十一点了，但民众意犹未尽，一群一群地走在街上逛着。支持民进党的群众很热情，自发性地开始 散步 ，从市政府广场一路走到 总统府 前，在每个路口都有人摇旗呐喊，一呼百应。如果遇到其他阵营的支持者，倒也不会对骂，就是隔着街互相对喊口号，隔空交火，也是好玩的成分居多。当走到 总统府 前，看到已经是重兵把守，整个府前广场都已经被围住，大家也就自然地散了。经历过那么多次 大选 后我才了解，选举的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原来大家喜欢的是那种选举中的狂热，和那份如同办嘉年华会般的感觉，等到选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总之这次选举是李登辉阵营胜利了，拿到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算是为他的 总统 位置立下了 正当 性、 合法 性。

 

这场选战后，李登辉的地位可说是完全确立，得以开始党内中生代的布局。林郝、陈王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自此之后可说是彻底瓦解。而李登辉从此也跟民意基础颇高的省长宋楚瑜开始形成对立。

 

 

1998台湾的 大学三学分

 

升上大学二年级，我就转到东吴大学去读书，还是哲学系。大二一开学，就看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会戴着棒球帽。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男生都去了成功岭，被剃光的头发都还没有长出来，所以戴着帽子遮丑。

 

台湾大学里过去有一种说法是，大学必修三学分：课业，社团，爱情。结果，我第一项搞得一塌糊涂。倒也不是说没好好念，只是自己的专业不是很用心，反而一天到晚跑去旁听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之类的外系课程，要不就是整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索性课也不去上了。台湾的大学里面，几乎都有所谓的 二一 制度，即每个学期有二分之一个学分未达60分，就会被退学，所以我除了某些学科特别突出外，有时候也有这种二一危机，幸好每次都化险为夷。

 

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像我那样混日子，有些同学是很有目标的，立志以后要读研究生，几乎都是从二年级或三年级暑假就开始去补习班上相关的课程了。这些研究生考试科目的补习班课程，只要你想得出来的科目，几乎都有开课。比如，有些同学立志未来要到国外读书，也会开始到专门的补习班上一些如GRE、TOFEL的课程。总之，大学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认真的有不认真的，有正常人也一定会有怪人，当然，这些分界也常常不是那么清楚。

 

那阵子正流行两岸间学术交流团活动，各类教授或学生团体来来往往于两岸间。据说许多教授或同学到了大陆后，对大陆大学生总是清早起来在校园内读英文的举动大为震撼，回到台湾后当做异闻开始大肆宣传，通常都是在寒暑假后刚开学时，听得大家直感到惭愧，立志发奋了好几天。

 

再来说说社团吧！社团在台湾的大学里算是相当兴盛。主要还是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学术性，服务性，宗教性，兴趣爱好性等。学术性的定义很简单，比如说国学研究社、英日文社、天文社之类的，以研究为主，但通常又不会太严肃。服务性社团如儿童课辅社、法律服务社等，都是一些比较有爱心的同学在参加，几乎以女生居多，但同时也吸引着一些别有用心的男同学加入。宗教性社团通常是比较神秘的，可能都是外面的教会或者各种宗教团体在校内成立的社团，通常这类社团都负有传教的使命，但大部分同学对这些社团的成员也常敬而远之，因为一聊一定是没完没了。东吴大学跟基督教稍有渊源，后者校内还有一间教堂，所以基督教社团在这里面还算吃得开。兴趣爱好性社团，几乎都是一堆各个领域的怪人撑起的，常见的有电影社、登山社、武术社、动漫社等，不过这类社团几乎也都流于联谊性质。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不知所云的社团，比如说什么 看海社 ，就是结伴去看海。 大冒险社 ，嗯 这群人脸皮又厚又爱玩。当然也有些地下社团平常不曝光，但登记有案，如 彩虹社 ，就是同志社团，采取邀请制等。

 

一般大学里的社团几乎都有一百个以上，只要找得到一定人数联署申请，学校几乎都会通过。通过后每学期都会拨经费下来供社团运作，也会给一个社团办公的区域，因此会看到许多同学中午吃饭都是跑到社团办公室去吃的，其实就是边吃边聊天，还有电视、电玩可以用。但常常也不乏社团招不到人而倒社的例子，这个时候对社长也有些惩罚啦！

 

我参加的社团也很另类，是个过去常在搞 运动 的社团，里面的人学的不是社会学就是经济学，一天到晚在那边研究 左派思潮 ，说话三句不离哈伯马斯或葛兰西、马库色等。反正我参加这个社团也不是真的那么爱这些东西，只是觉得好玩又热血而已。当然，作为当时快过气的左派学运社团，去参加几次街头运动是必要的，因此，除了在学校搞些串联之外，我也跟着去参加了好几次如劳工秋斗、反对高学费等街头运动，只是跟以前的学运比起来喔，简直就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只能说，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不知道该反对些什么，导致愤青们很失落。

 

后来，这个曾经辉煌过的传奇性社团就倒了。

 

至于所谓的爱情学分，上大学交男女朋友那是一定的。班上干部也会提供很多机会给大家认识异性朋友，比如跟其他系办联谊，通常是理工科男生多的班跟文科女生多的班合办。要不然就是跟别的班一起抽学伴，即抽一个异性的别系同学做朋友，以及类似的活动。但通常，无知的大一女孩都是被看起来成熟的学长给追走。留下同班的男生遗憾不已，然后过了一年自己升级后，再恶性循环一次。

 

台湾的大学生几乎都会骑摩托车，而摩托车除了当交通工具外，通常还具有送货、交友等功能。所以同学们也常会办摩托车联谊活动，找一些女同学出来一起去郊外玩。这时就要抽钥匙啦！男同学把自己的车钥匙都丢在一个安全帽里让女同学来抽，来决定谁载谁。这个过程可真是残酷呀！要是自己的钥匙被漂亮的女生抽到，那简直整天都会心花怒放，骑着骑着都好像要飘起来一样，然后在骑车过程中还会故意踩几次刹车，让女生的胸部靠上来，或者故意开快一点儿，女生就抱得更紧。但如果遇到被恐龙抽到的情况，虽然大家表面不说，但也会忍住不笑地默默拍拍你肩膀 辛苦你了，龙骑士 ，这简直就是折磨啊！有时比较恶劣的同学就会玩技术性的手段，骑了没多久就假装车子出毛病，反正就是想尽办法把她给甩下就是了。

 

台湾的大学生情侣们，并不像大陆那样，有很多一毕业就各分东西。台湾其实就一个岛而已，再远距离的恋爱也还是在岛内，相隔其实不会太远。因此，大学生情侣的最大杀手就是 兵变 ，即女方在男生入伍当兵时变心。这也难怪，情侣毕业后，男生马上去当兵，而女生进入职场，男生在部队里与世隔绝。女生在职场里，遇到的又都是工作了几年、 成熟又多金 的魅力男，自然不是原男朋友可比的，再加上男朋友无法时时照顾的寂寞，在 前辈 适当的关心下，很自然地就 兵变 了。所以当初康康那首《兵变》，不知道唱出了多少台湾男生的心声，许多人唱着唱着就哭了。

 

结果，等这些男生退伍后进入职场，过了几年也成为魅力男后，又去泡那些寂寞的职场新鲜人，一代又一代，又是恶性循环。

 

那几年，网络成为大学生的新玩意儿，网恋自然也成为交往的新形式。在我的同学及认识的人当中，产生了许多凄美而又愚蠢的爱情故事。1999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推出，不知让多少纯情男女流下 时代的眼泪 ，更把网恋的流行推向第一次的高峰。不过，大部分的网恋通常是无疾而终，少部分修成正果的也常被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毕竟，那时候网恋就好像更早以前的电话交友一样，是不正经的小孩才会做的事。

 

1998台北市长的世纪之战：马英九击败陈水扁

 

1998年末的台北市长选举，被认为是 世纪对决 。国民党及民进党中生代的超级精英马英九及陈水扁，终于正面交锋。双方可说是旗鼓相当，战情紧凑。陈水扁挟着四年市长任内高达七成的高支持率寻求连任，而马英九又以一贯清廉、形象佳，再加上泛国民党大团结特点，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马英九在1997年白晓燕案后就因表示对政局失望，请辞 政务委员 的工作，回到大学里教书。当时面对陈水扁的势在必得，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可是一点儿信心都没有，几个被点名的人都认为是去当炮灰的。唯一有实力的宋楚瑜，那时候却因冻省问题已经与国民党中央闹翻了，摆明就是不出来参选。而马英九，也好几次表明绝对不会参选，国民党简直就是陷入了窘境。

 

但是，除了马英九，谁还有能力跟陈水扁一搏呢？虽然马英九已经表明态度，但大家都知道，他最后一定会参选的。果然，他在最后一刻决定接受征召，参选台北市长，并且，宣布竞选那一天，支持率马上超越陈水扁。国民党可说是起死回生，士气突然大涨。

 

而当时的陈水扁可说是声望如日中天，在市政上的政绩做得有目共睹，领导能力又强，很快成为民进党内掌握资源最多的人。1997年县、市长的选举，他以个人名义成立的助选团为各县、市民进党候选人助选，所到之处皆引起轰动，全台掀起一阵陈水扁热潮，也让民进党的县、市长席位首次超越国民党。

 

反正，这一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双雄对决。其实，还有一个新党的王建瑄。这时王建瑄的角色就相当微妙了。因为陈、马两人的支持率几乎一样，虽然一般都认为陈水扁会当选，他所到之处的确人人为之疯狂，尤其是年轻族群。但实际上马英九一直领先陈水扁些微的票数，所以王建瑄能得到多少选票，就关系着这场选战谁能胜利。

 

陈水扁在这场选战中简直将行销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次选战中，陈水扁除了本身的竞选总部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名为 扁帽工厂 的另类竞选总部。那是一整栋充满了后现代气氛、像PUB一样的建筑，里面有咖啡吧、演讲厅、视听间等。而所谓 扁帽 ，那是一顶墨绿色的毛线帽，本来只是筹备选举经费而做的义卖品，没想到这个玩意儿的推出却意外地造成全台的大抢购，成为当年的时尚流行商品，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戴着扁帽。于是，陈水扁方面索性将 扁帽工厂 作为一个创意性品牌，继续推出一些周边商品，如个性笔记本、鼠标垫、马克杯等，也造成一股收集及流行的热潮。一件由政治人物产生的附属产品，竟变成商场上供不应求的热卖商品，我看世界上也只有把选举当成全民运动的台湾会创造这样的奇迹。

 

但这次选战，陈水扁却犯了一个错误：越到选战后面，越来越挑起省籍情结，又有民进党内人士说马英九是 新卖台集团 的一分子，结果，选战越打越悲情，反而不如四年前那充满了 快乐、希望 的气氛。虽然这次选战，省籍因素也没有全面发酵，但陈阵营的某些言论的确刺激着外省族群。

 

反观马英九阵营，选战越到后面越欢乐，泛国民党阵营算是团结了起来。所以在他的场子里，不只可以看到国民党党旗，还会有新党党旗。

 

马英九这场选战越打越欢乐，陈水扁则是越打越悲愤。这种情况在选前一夜两方的造势大会上特别明显。陈这边，不断地重复以往民进党一贯的台湾人悲情诉求。反观马这边，现场越来越HIGH。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快来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呼！ 镜头里的马英九这样热情地说，让当时很多支持陈水扁的年轻人也忍不住心动。

 

结果隔天，马英九以百分之六的优势击败陈水扁。这次选战是国民党分裂后的首次大团结，但同时也造成了新党的泡沫化。陈水扁落选致词时也算够有风度的。过不久，陈水扁将市长交接给马英九。谁知道十年后他们两个又交接了一次。

 

陈水扁拥有大批的年轻支持者，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投票权，只是跟着喊爽而已。但两年后的大选，他们都已经可以投票了，成为一股有力的票源。

 

同时间的高雄市长选举，一样翻盘，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谢长廷，南下远征，击败了时任的市长吴敦义。到此，台湾北蓝南绿的局面基本上已经形成。

 

1998 冻省 让宋楚瑜和李登辉结下梁子

 

 

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省长选举及台湾 大选 。要是省长拿到的票比 大选 候选人的票还多怎么办？是不是代表省长更有统治的正当性？会不会引起所谓的 叶尔辛（叶利钦）效应 ？还好后来1996的 大选 ，李登辉总得票数还是比1994的省长宋楚瑜票数高。

 

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后，一个台湾岛就有 中央 、省、县市、乡镇四级 政府 。1998年，李登辉为了斗掉宋楚瑜，干脆把省给 冻结 起来了。这一 冻 ，也 冻 掉了李登辉及宋楚瑜的关系，导致后来国民党的再次分裂。

 

当1993年连战从省政府主席转任 行政院长 后，也许是感念宋楚瑜 护驾有功 ，李登辉委任最后一任官派台湾省主席时就想到了宋楚瑜。宋楚瑜在省主席短短一年的任内也干得有声有色。1994年，挟着高民望，宋楚瑜以四百七十多万票，赢了民进党一百多万票，成功问鼎首任民选台湾省省长，政治生涯可谓达到顶峰。

 

宋楚瑜在省长任内，不仅长袖善舞、八面玲珑，领导能力强，事事处理得妥妥当当，又深得蒋经国的真传，勤走民间，所以可说是具有高亲民度。而他的 省府团队 ，风靡全台，在当时几乎成了 高效 、 亲民 、 清廉 的同义词。并且，宋楚瑜除了经营自己的省府团队外，更将自己的人脉系统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当初谁都不难看出他有更上一层楼的野心。

 

 

2000台湾掀起的 上海热 

 

2000年的9月，台湾某知名商业杂志的封面，用了上海的那张经典照片--隔黄浦江远眺陆家嘴大厦群。照片上面写着豪迈的五个大字作为标题-- 前进大上海 ，好不震撼。当期用着大量的篇幅报道上海这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咨询了许多的上海官员对上海的未来规划，访问了许多上海台商对上海与台湾比较的看法，走访了许多上海进步繁荣的地方。最后，结论就是，上海越来越繁荣，到上海发展肯定机会无穷，创造美丽前景与人生 当然，以大家对这家杂志的印象来说，这样的报道手法倒是很符合他们的风格。

 

而这一年稍早以前，有个在上海做生意的台商陈彬，写了一本《我的上海经验》，描述他近十年来高不成低不就的事业，生意中遇到的种种以及上海与台湾生活习惯的不同。本来是极普通的描述，没想到这本书一夕火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陈彬，突然变成名人。而当时媒体也号称，台湾经香港转上海的班机上，几乎人手一本《我的上海经验》。

 

从那时候开始，台湾掀起了一股 上海热 ，市面上出现一堆与上海相关的书籍，教你怎么在上海买房子，怎么在上海做生意，怎么在上海生活等。媒体也开始讨论上海好在哪里，开始大力吹捧上海，上海一切都好啊！所有有关上海的资讯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 前进上海 成了新显学。

 

当然，在那几年上海的硬件是有很大的翻新变化的，快得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在台湾社会，又是什么力量推动这股流行与热潮的呢？我一直觉得这要从陈水扁当选后开始说起。

 

当时民进党虽然取得 执政 地位，但是，国民党仍在 国会 中掌握多数，而且，沦为反对党的国民党，似乎又常为反对而反对，所以台湾政局基本上还是属于动荡不安的。再加上民进党当初突然决定停止建设第四核能发电场，又造成股市大跌，媒体又整天报道负面新闻，民众简直对台湾就失去信心了。

 

而那几年的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上海尤其突出。所以，在台湾发展看似停滞不前，而上海似乎又一飞冲天的对比下， 上海热 可以说是结合了不满现实、追求发展、媒体大力吹捧、民众心理集体焦虑之下出现的如宗教神话般的造神运动。

 

上海热的高潮甚至可以在一些综艺节目里看到。比如说啦，当时有个政治模仿秀的节目，里面有个单元，就由艺人大炳来模仿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谢长廷，搭配一个上海姑娘夏帏老师，将一些经典的闽南语歌曲改编后用上海话来唱，顺便做上海话教学，这个节目还一度引起轰动。

 

我对这次上海热的第一印象是，拿起一本讲上海的书，里面刚好讲到古北，配了一张图片--仰角拍摄一位穿着时髦、戴着墨镜的女人在高档住宅大楼的中庭花园中散步的镜头。由此我对那一带有了个大概的印象。没想到，过了几年我会经常在那里出没。

 

早期到上海的台湾人都算是比较有钱的台商阶层，群聚效应的结果，使得他们几乎都在古北那一带居住。所以，这里一些专做台湾人的生意，或台湾人开的餐厅、商店应运而生。

 

当然，也不是所有台湾人在上海做生意都那么顺利。有时候在一些台湾人开的餐厅里吃东西，会突然有台湾人跑过来跟你攀亲带故地搭讪，跟他聊起来后，他还会告诉你一些此地人心险恶、投资风险之类的事情，最后免不了留下一句要投资找他，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等到他走后，餐厅老板又会过来跟你说那个人有多坏，专门骗台湾人，不要相信他之类的警告。原来，这一带也是所谓 台流 的出没地，尤其是仙霞、水城路一带的餐厅。这些人大多数是早年就来上海经商，但失败后又无颜见江东父老，不敢回台湾的。好一点儿的，就乖乖地留在这等家里微薄的接济，恶劣一点儿的，就专门欺骗更后来的台湾人，造成了不少的问题与纠纷。

 

2000年台湾地区大选 ：国民党内讧 导致陈水扁当选

 

 

2000年的3月20日当天下午5点开始，全台各地的民众几乎都守在电视机旁，或者听着收音机，紧张又期待地收看或收听台湾地区 大选 的开票实况。各电视台也很应景地，在开票实况中加入战鼓或充满壮烈的背景音乐，更增添了让人不得不屏气凝神的气氛。开票过程简直就是缠斗，陈水扁与宋楚瑜两人的得票数一直互有高低，大家都在期待下一个开出的是自己的票仓，再度胜过对方。反而是实力及资源最雄厚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电视上陈、宋两人的竞选总部前，人都聚集得越来越多，反而是连战那里人越来越少，颓势已现。最后，陈水扁阵营以三十多万票的优势击败宋楚瑜。回首这次选举，陈水扁从一开始未被看好一直到最后取得胜利，内外的因素夹杂，过程可说是戏剧化的。

 

前面提到，冻省之后，宋楚瑜就已经跟李登辉反目，但仍然留在党内。以宋楚瑜的个性来说，怎么就甘心这样被摸摸头乖乖蹲着呢？所以到了1999年，临近 大选 前，国民党内部提名态势日趋明朗，理所当然地由当时的 副总统 连战出任候选人，而在国民党内部，仍是希望能够力拱连战和宋楚瑜搭档参选，这才是黄金组合。

 

但宋楚瑜终于出走脱党自行参选。他以原有的省长政绩为基础，以 勤政爱民 和 清廉 为号召，再加上挑选了本省籍的医生张昭雄作为副手后，声势一路看涨，一度将对手抛在后面，顺利地完成无党籍候选人的联署。

 

连宋配 破局后，国民党找了萧万长作为连战的竞选搭档。

 

在民进党方面，由陈水扁出马竞选。两年前，他在台北市长落选那一晚，支持者就拱他出来参加 大选 。加上1997年他组了一个 宝岛希望助选团 ，走遍全台湾为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助选，掀起一股 陈水扁旋风 。他启用了当时任桃园县长的吕秀莲作搭档。唯一的小插曲是，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因争取党内提名未果，遂也脱党参选。此外，李敖也决定参选这次的 总统 ，但象征意义还是大于实质意义。

 

所以，2000年这次 大选 ，候选人虽然有五组，但实际上，是连萧、宋张、陈吕三组人马在对抗。

 

选战前期，国民党几乎是动用一切资源在为连战辅选，就如那时当兵的同学好几个都跟我说，他们那阵子一直都在看《抢救雷恩大兵》（大陆叫《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片，看过两三遍了，辅导长还会暗示： 选陈水扁就可能会成为战争，大家可不希望战争对吧。

 

陈水扁阵营可也没闲着，陈水扁当时的文宣战非常高明，主打年轻改革的路线，又推出了周边商品，这次新推出的是 扁帽娃娃 。而当时他的电视广告可都是名家亲自操刀的，无不让人动容。虽然陈水扁后来做得够烂，但那些广告到现在看起来都还是让人激动不已，有一些甚至被誉为台湾选举史上最成功的电视广告，自然这样的诉求会打动人心。可以说电视广告成功消除了陈水扁激进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温情、改革的形象。正如每个广告人都知道的， 不要卖牛排，要卖牛排的嗞嗞声 。陈水扁这次奉行的原则是， 不要太卖政策，要卖当选后的美好愿景 。

 

终于到了 大选 前一天，三方各自又在全台各地办选前造势大会。当时班上有四分之三的同学都是到陈水扁的场子去，就在学校附近的中山足球场。于是下课后，大家带着自制的牌子旗子、造势晚会必备的高音喇叭，还有水和零食之类的，一群人就这样骑着摩托车往晚会地点去了。一路上，遇到许多也是要到现场去的民众，大家互相挥着旗子欢呼，旗帜鲜明地合流，搞得跟飞车党大会师似的。下午4点到了现场，许多人已经在现场抢好位置，等晚上6点晚会开始，真像是演唱会现场。

 

总之，走群众路线起家的民进党对于这种晚会啊活动什么的，对气氛控制一直是一流的，总是能把民众带到一种很HIGH的集体狂热境界。某某人士讲完了，可能会来首音乐表演，然后再来个台上台下的互动节目，接下来又换下一个人继续讲，反正不会让人觉得闷就对了。那天晚上的高潮是一人发一根仙女棒，全场十几万人同时点起来，璀璨无比，让人产生一种 选给陈水扁台湾未来就无比光明 的迷幻感觉。当场大家心情激动无比，我也趁机在这种如见证时代般浪漫的气氛下抱了心仪的学妹好几次。接下来，又从台上滚下好几个巨大的，上面写着如 贪污 、 腐败 等字的充气大球，让现场民众用手顶啊顶的，一直把这些球顶到场外，代表用人民的力量将这些东西赶出去，哎 真是创意无限。

 

因为中山足球场刚好在台北市松山机场的航道正下方，接近跑道了，而松山机场的末班机通常是10点左右。那一天节目已经进行到晚上11点了，天上却传来飞机飞过来的声音，大家都很有默契地知道，那是李登辉或连战的专机飞回来了。结果等飞机飞过上空，果然看到那个 总统专机 ，十几万人同时欢乐又示威般向着飞机喊叫，不知道当时他们在机上有没有被吓到。

 

反正晚会最后的高潮是陈水扁的演讲，但是很多人觉得已经HIGH够了，所以也不听完就先离场。半夜12点多了，路上还都是人，看见公车开过来，也不用管是不是站牌，大力地挥着旗子，车子就停了下来。

 

民进党在那几年的选战很奇怪，只要基调是欢乐的，就会选胜，如果又打悲情牌，一定会输。但台湾人喔！只有在选举期间才会那么疯狂，一过了选举日子还不是要照常过下去！这几年许多人已经不再那么狂热了，但是造势场子有时间还是可以去玩玩的，到现场吃点儿小吃，听听演讲，乘乘凉，感觉还是不错的。

 

选举的结果是陈水扁获胜。就在陈水扁几乎确定要当选之时， 参谋总长 在电视上宣誓依照 宪法 会恪守军队本分，服从新 元首 。这段简短的话非常有意义，台湾从1949年来，首次结束国民党的统治，政权和平转移，平稳过渡。

 

但陈水扁实际上是在国民党分裂的情况下取得了 政权 ，只拿到相对多数的接近40%的选票，只有 合法性 但没有正当性。接着而来的后遗症，都在后来几年慢慢出现，如 统独对立 、省籍矛盾、南北对立等。而陈水扁在任的8年实在做得不怎么样，让许多当初支持他的人极度失望。这一次政党轮替唯一比较有价值的，可能是造成8年后的再次政党轮替。民众知道了自己选票的力量，让这种轮替成为常态，政党也会有所警惕。

 

国民党选举失利的当晚，支持者在街上抗争连续数天，要求李登辉下台。结果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连战为代主席。翌年，连战当选国民党首次党员直选的党主席。后来，国民党内部要求清算李登辉的声音不断，李登辉最终被开除党籍，李系人马在国民党内失宠，导致了国民党的再次分裂。

 

2002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

 

2002年，这年年底又要选台北市长了。在这种几年就一次 大选 的驯化下，台湾人其实已经习惯了每隔几年就来感受一下选举的狂热，选完之后，支持的候选人选上了就狂欢若喜，落选了只好唉声叹气。但不管什么反应，第二天虽然失落还是一样继续各过各的生活，就跟隔夜一定要全部消失的满大街竞选旗帜一样，突然消失了还真不习惯，就如同高潮过后总伴随着一阵空虚。

 

这次选举，国民党已经成为 在野党 。毫无疑问，这次当然还是马英九出来寻求连任了。说起马英九执政的四年，我自己觉得他做得还可以，形象也够亲民，但就是感觉他没做过什么。反正，马英九高人气。但民进党就是不知道要推谁出来选，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出来选胜算都不高。最后，民进党高层推出 行政院 秘书长李应元出战。

 

过去台湾的选举，不管各候选人的政见如何，越选到后面，选情越紧张，也常常会出现各种 奥步 。但这次的台北市长选举，虽然从一开始几乎就知道谁会当选，却是一次高水平的选战，双方都有很明确的市政建设蓝图，也能很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政策。比起以前意识形态为主的诉求，这次选举完全是以政策诉求为主的。

 

不过这场选战，结果虽然大家几乎都清楚，但其中的暗潮却是汹涌，掺杂了许多诡谲色彩。陈水扁当然是为李应元助选了，甚至他的光芒还压过李应元，所以这场选战，也被视为陈水扁向马英九的复仇战，变成扁马对决。

 

而在这次选战中整合成功的国民党泛蓝阵营，将这次台北高雄市长、市议员一起的选举，定位为2004年台湾 大选 前哨战，造势活动频频将炮口瞄准陈水扁。

 

而马英九，当时普遍猜测他是不是也想争取2004年的台湾 大选 位置。所以，民进党也是倾全力在 打马 。结果，这一 打马 反而让马英九的政治地位在泛蓝阵营里急剧飙升，造就了马英九在泛蓝阵营的超级明星地位。

 

马英九的温和形象吸引了不少中间或浅绿选民，再加上泛蓝整合成功，也是这次马英九大胜的主因。

 

但在这次选举开票过程的电视实况转播中，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各家电视台各显神通展开计票追踪报道，不管是请人在各开票所计算还是公布选委会的开票数，各家电视台的方式和渠道都不尽相同，都只是为了争取最高的效率以及争最新的新闻。所以，在同一时间里各家电视台画面出现的同一候选人的得票数也不相同。有时候，由于相同时间内各电视台报出的同一候选人的得票数实在相差太多，不只把观众们搞得一头雾水，弄不清楚应该相信哪家，私下里，连各家电视台之间也相互打探对方是如何计算得票数的。这样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原来，各家电视台为了抢报最新得票数，常常会有票数先灌水的恶习，结果，有时候就灌过头了。甚至还有一家电视台，得票数在短短30秒钟之内缩减了20万票，居然票越加越少。所以，当时因为这次选举，各电视台被批得很惨。

 

2003 SARS 让全台恐慌

 

2003年SARS时，本来大家也不当一回事，甚至有些人还落井下石地嘲笑大陆。一开始，台湾相关单位防疫还算有效，SARS在台湾没有传开来，就连陈水扁都见猎心喜地说出 台湾完全没有感染到SARS 。没想到，就在一片安逸下，SARS突然在台湾爆发开来，大家顿时不知所措，引起一阵恐慌。在这一段时间里，倒是也可以看到许多奇奇怪怪的社会现象。

 

当时，当局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只以 三零 （零死亡、零输出、零社区感染）而窃喜，却未能在这黄金时段里，好好获取香港、越南、新加坡的防疫经验。结果才没过几天，台北市的和平医院传出院内感染，出现了几个SARS病人，纸包不住火，才匆促封院。这一封院，事前也没通知，又把一些放假中的人员通通招回，事情来得太突然，结果当时院内简直是哀号遍野。当然啦，谁都不想这样突然被关在里面嘛，所以，当场也出现许多封锁区内的人一直想要往外逃的情况发生。

 

从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之后，台湾的防疫网就好像突然破功一样，病情蔓延开来。当局对相关的配套措施毫无章序，推诿责任罔顾民众安全。对于台商回台，当局也始终拿不出明确的办法，导致台商回台后引起家人的恐慌与困扰，居家隔离的漏洞导致不少家人失和与邻居相骂。因为大家都对SARS不了解，又可以看到电视上地方首长带头拒收转院病患，高喊着 拒绝SARS，原车遣返 的口号，还互相携手摆出胜利手势的怪现象。

 

过了几天后，和平医院里的人也都接受这个事实了，乖乖地待在院里。倒是医院外出现了很多的声援团体，说是要去给他们加油打气，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堆社会团体在封锁线外拿着扩音器大喊加油，要不就是基督教团体在外面大唱诗歌或大声祷告，又或者是一群和尚坐在外面拿着麦克风念经消灾解厄

 

台湾的许多人有一种奇怪的就医习惯，不管大病小病，反正就是往大医院跑，甲医院看了不满意，又往乙医院再看一次，反正健保便宜。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疑似SARS的病患到处乱跑，又开始往南蔓延，一发不可收拾，全台顿时陷入恐慌之中。

 

这一阵子在捷运或公车里注意到的是，乘客明显减少，戴口罩的明显增加，而每个人的脸色似乎也都比往常凝重。车上有人咳嗽一声，大家都心头一惊，一阵尴尬。要是再多咳几声，简直就是避之唯恐不及，还不到站就要求司机开门下车了。公交车也不开空调，全部开窗通风，这样居然还收空调车的票价。街上也空荡荡的，简直就是百业萧条。不过，这阵子美女也变多了，大概是大家都戴着口罩，只能看到眼睛的缘故。

 

当时也让大家认识了耳温枪这种东西。原本这种东西在台湾都是公司拿来送员工的福利品，一般没人需要，没想到突然卖到缺货，大家抢着要。另一个是医疗专用的N95口罩，全台大抢购造成缺货，到最后连一般口罩也大热销。电视新闻天天都在播口罩的消息，尤其又以台湾媒体这种专挑无聊事来播报的习惯，民众就会看到一则莫名其妙的新闻一报再报：某个乡下地方，因为买不到口罩，所以乡民用胸罩来自制口罩。记者访问了一个年轻人： 戴起来舒不舒服？ 嗯，有妈妈的味道。 被采访的少年用陶醉的表情回答记者。

 

另一个在SARS期间影响重大的就是全台的部队都暂停休假，就连休假中的也被招回。这对把放假当做性命的阿兵哥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就这样，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个月，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再休假，结果士气跌到最低点。那时很多部队只好用别的名义，比如说晚上外散啦，开同乐会啦，来安抚士兵们不爽的心情。最后，因为陈水扁的儿子偷放假的消息被爆出来，国防部脸上无光，只好宣布开始休假。记者纷纷跑去采访出了营区的阿兵哥，但阿兵哥一定都被要求不能发表意见了，都是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倒是许多快退伍的比较不怕死了，直喊谢谢陈公子。

 

然后，也出现了所谓 SARS那一届 的名词--在SARS末期，本来要开开心心举行毕业典礼的学生，为了避免太多人一起聚集，毕业典礼被迫取消，造成许多人的遗憾。 SARS那一届 大学生，新生刚开学没两天就遇到严重的 9·21 大地震，没想到要毕业了又遇到SARS风暴，也可说是终生难忘了。

 

能够动员到众歌星来做BandAid的事件自然不是小事。当时本来是王不见王的王力宏跟陶喆，一起作了《手牵手》这首歌，邀请几十位歌星一起演唱，成为那阵子的主题曲，红极一时。后来还有网友自己制作的 非官方加强版 ，自己模仿了另外一些人物，也瞬间爆红。

 

不久，台湾终于从重疫区名单上除名，但检讨批判的声浪也随之而来。总归来说，这次会爆发那么严重的传染，一开始就是当局过于大意，而后来又没有迅速建立强有力而透明的抗SARS指挥中心；没有一套让资讯快速流通的方法，隐瞒疫情以致无法及时察觉；隔离认定、隔离措施都没有标准作业流程，导致整个抗疫过程乱糟糟，步调零散而且无效率，不但前后政策矛盾，民众也人心惶惶。讲那么多，其实更大多数跟我一样的男生想的是：还好，那时候我没在当兵。

 

2003台湾人泡温泉的习惯

 

在仪队新训时，我一放假总是跑去泡温泉，泡温泉对于缓解筋骨疼痛很有效。而家里后面的阳明山就是温泉区，坐公交车上去约二十分钟就到，很方便，所以我就迷上了这种活动。

 

台北市是个盆地，而北边的阳明山算是一个休火山，山上还可以看到各种硫磺气孔在喷气的地理现象，连带着，整座山脉就充满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温泉出现。在夜晚，温泉热气的氤氲笼罩在山里的某些地方。尤其在冬天，温泉池里热气从水面缓缓上升，浸在水里就如同海面上的船驶入迷雾区一般让人迷茫。抬头一看，这些热气直冲屋顶，撞到屋顶后整个破碎散开 流入 天上。若站在外面的阳台上，再配上昏黄的灯光，这种不规则而随意飘散的雾霭，在灯光的照射之下倒有几分妖娆的气氛。

 

台湾人泡温泉的习惯由来已久，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在各地都规划有温泉区。现在全台湾各地都有温泉可泡，挺方便的。但在较早一点儿，温泉常常是与一种叫 土鸡城 的野外餐厅一起出现的，就是找座清幽又离城市不太远的山，亲朋好友可以一起吃吃饭（一定会有三杯土鸡），唱唱卡拉OK，然后再顺便泡泡温泉。我家后面，往阳明山上去的行义路，就有一堆这种餐厅，他们共同的记号就是一律会在招牌上加个代表温泉的图标。而就在这几年 哈日 风潮兴起，电视上又不断介绍日本的各处温泉，精致又神秘的那种气氛也让泡温泉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名曰 泡汤 。所以，这几年有一些格调比较高雅的温泉饭店及餐厅兴起，许多人反而看不起传统土鸡城温泉餐厅那种大众池的形式，嫌那是 老人温泉 。也的确啦，一些新的温泉餐厅或旅店，环境幽雅而浪漫，变成 约会 的好场所。反观旧式澡堂式的温泉大众池，一堆肉体下垂的中老年人泡在那里还哼着歌，简直就是大煞风景。

 

但我还是喜欢泡大众池，不仅是那池子够大够爽，更因为是那种气氛。大众池其实就是一个浴场。石砌的地板，一旁有洗澡处，中间有大池分为两半，一半较温，一半较热。那较热的池子真是让人热到头皮发麻，皮肤刺痛，只有少数人敢尝试。

 

台湾人在入池前都会在旁边先冲洗一番，也算是适应水温。每个座位前都有两个水龙头，一个是冷自来水，另一个是热温泉水，两种水混在水桶里再舀起来用。冲洗完后也差不多适应了水温，但一脚踏进池里，还是有点儿灼热的刺痛感，等到整个人浸坐下去，热能如同从脚底慢慢上升，灌注到全身，又会感到另一番蚀骨销魂的舒服，就好像要溶化在水里一样。

 

整个人坐在水中，眼睛几乎与水面平行，大概是从小就住在这附近的原因，我习惯了半夜从阳明山上传来的阵阵硫磺味，闻到这种硫磺味，才觉得是在泡温泉，让人心神安宁。

 

人在温泉中浸久了，也许是太舒服了，就会昏昏欲睡，又会有些心跳加速，这时也会有些燥热感，这就表示该上来休息一阵了。一站起来，通常会晕眩一会儿。我的习惯是，先到旁边的冷水池，舀一两盆冷水泼在身上刺激一下。在天气冷时，冷水一泼，还真的见到身上冒烟呢！这时跳入冷水池，就在那一瞬间，全身的细胞好像翻了几番一样，亢奋得想要叫出来，又像火被突然浇熄般，全身无力地静了下去。浸在冷水池里又不太敢动，一动就感到水的冰冷。说也奇怪，只要静静地坐在这冰水里，全身反而有些越来越温热，越来越舒服的感觉。

 

冷水泡久了也会感觉有点儿受不了，这也表示该起来了。起来后最好喝喝水保持水分，或者这里有些土制的简易健身器材可以用，如此反复个几遍，也算人生一大享受。

 

大众温泉浴池在台湾也是一个 社交 场所，常来的话，会发现在这里泡的总是那一群人。在土鸡城里的大众池，晚餐时间大部分是来吃饭的，顺便泡温泉。如果不幸遇到员工聚餐，浴室里就充满了一堆触目惊心、足以警惕自己酒足饭饱的中年人肉体。时间再晚一点儿，就是些下了班的中年人来解放身心的。到了半夜，通常就是下了班的计程车司机出没。在这里，聊的话题不外乎是政治、商业或女人之类的，但经常也会有些异能之士发出些精辟的言论。虽说这里真的是 老人温泉 ，但来这边泡的人也都卧虎藏龙，各有专精，不跟他们聊聊，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在哪个领域专精的人。

 

温泉大众池也是一个小社会，挂在上面的浴室守则最后一条常让第一次去的人匪夷所思： 老浴友劝谏新浴友请和颜悦色。 所谓老浴友指的就是上面所说的，常泡在这 社交圈 的老鸟们。像这种传统的浴场，长久以来自然形成一套文化与规范，他们常以 捍卫者 自居。当然这些规矩也不是不好，比如说入池前要先冲洗身体，这是比较卫生的，偏偏有些白目一脱完衣服就想跳进池里，当然会令人厌恶了。这时这些 资深浴友 就会群起而攻之，劝诫一下这些人，一方面维护秩序，但也有些倚老卖老的意思。话说回来，这些人除了啰嗦一点儿外，其实也挺热心的，偶尔有些人在浴室里昏倒了，他们还会做些紧急的救护。多跟他们聊一聊，会发现他们特别会讲故事，每个人都比女人还爱说话，算是一群挺有趣的家伙。

 

2004 外籍新娘

 

台湾有为数众多的 外籍新娘 （这里指的是非持台湾地区身份证者），主流则是东南亚国家。这种现象在台湾越来越普遍，好像每个人身边都有认识的人或亲戚是娶 外籍新娘 的。在全球资本国际化的趋势下，许多东南亚的女性与台湾人联姻而成为新一代的移民，可惜社会大众对于她们在台湾的处境所知不多，大多以 外籍新娘 统称。虽然说她们来台湾后大部分过得幸福美满，但因为 外籍新娘 这个称呼一直给人原罪般的有色眼光，社会上每当出现 外籍新娘 的问题时，总是不断被放大，搞得 外籍新娘 变成一种歧视性的称呼，似乎代表的是一群没有生活能力、没有经济生产力、占用台湾资源的东南亚女性。

 

越南新娘在现在台湾是 外籍新娘 的主流。有线电视频道上有专门的 选秀 节目，只见一个个穿着传统长衫的娇小女子配合着背景音乐羞涩而出，在摄影机前面走来走去。随后，电视放出她们在越南接受中文培训、烹饪培训（其实就是学做台湾菜）、家政培训的镜头。然后，在比较乡下的街头，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 20万包娶越南新娘。四大保证：1.保证处女；2.三月内娶回；3.决不加价；4.一年内跑掉，赔一位。 看了简直就是触目惊心。在台湾人（尤其是 台北人 ）一般观感上，会娶 外籍新娘 的人士，其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教育的条件上，是较处于弱势的族群。许多台湾人会在这个意义上看 外籍新娘 问题，遂也对这些人产生歧视，认为他们将婚姻买卖化、商业化。

 

但这种观念现在慢慢有些改变了，越来越多的男人会觉得台湾的女人难搞，要求多，还不如去娶个越南的，又乖又温柔又会持家。但是，又有女人开始反驳啦！ 那是你们本身就条件不够，才变成会去娶 外籍新娘 的失败者！ 这样的激辩，越来越常出现在最近几年的网络论坛上面。

 

所以，前不久在网络论坛上有个竹科的工程师宅男，丢出一个问题：像他这种人适合参加什么社团，可以多认识些朋友？没想到马上就有人丢出一个答案：越南姻缘一线牵。

 

我妈妈的弟弟，即我的舅舅，娶的就是越南的 外籍新娘 ，他们有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不过这个舅妈现在学会国语了，会说： 都老娘了，还叫我新娘！ 人还不错。舅舅说，当初他娶越南新娘也是通过中介。当这些中介找到一定数量的客户后就组成相亲团，带到越南去 相亲 。一般来说，一定要跑上两趟。第一趟五到六天，越南的中介机构则借由当地媒人找寻年轻合适的女子，再把她们介绍给来自台湾的相亲团团员，并由团员自行挑选中意的对象：第一天数百名越南佳丽任君挑选；第二天互相了解认识；若一见钟情，第三天就可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再到公立医院健康检查；第四天，与女方父母见面、提亲；第五天、第六天，手牵手游山玩水。而第二趟主要是完成法定手续。一般的中介者，收费从20万到40万都有，费用包括订婚礼品、聘金、男士两趟来回机票、食宿、婚前男女体检、越南结婚的传统六礼（烤猪全只、茶酒礼烛、蛋糕、礼饼、水果、槟榔）、新婚礼服、结婚沙龙照、结婚礼车、喜宴酒席（两到三桌）、婚礼全程录像、新娘来台护照等证件。比较有良心的中介，还会提供新娘简单的华语教学课程。

 

而一般邻里，对 外籍新娘 的态度除了好奇之外，往往有一种 看戏 的心态。从男方到越南相亲开始，乡民便开始谈论着，相亲成功后，等待女方来台湾的时间里，亲朋邻里也同样期待。所以当初 你媳妇什么时候归来啊？ 这样的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

 

这么说好了，这些 外籍新娘 嫁到台湾之后的际遇，主要还是看先生及其家人的态度。不少男子因结婚不易，格外重视与妻子的感情培养，对妻子的离家思乡之苦十分体念，若再加上家人对媳妇的珍惜，经过一段适应期，多数能成就美满的婚姻。不幸的是，部分男子及其家庭认为他们是花大把钞票把媳妇 买 回来的，多少有着必须 捞回成本 的心态及行为，这种把妇女当做商品的心态往往造成婚姻悲剧，所以也常常导致妻子逃跑等社会问题。

 

等到外籍配偶终于来到台湾，街坊邻居总是借着各种名义来探望，其实是欲一睹新娘的真面目。夫妻的相处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半年签证期限到了的时候是考验这异国婚姻的关口，也是 外籍新娘 回娘家的时候。当然了，老公及夫家都有一定的恐惧，害怕老婆就这么一去不复返。这段时间邻居也又开始问： 你媳妇什么时候归来啊？ 一句短短的关心话，听起来却好像大家都预设妻子会一走了之一样，于是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娶的也是 外籍新娘 啊！ 外籍新娘 怎么了？ 我以前一位娶日本人的社会学老师总是这样愤愤不平地说。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日本不一样啊！那是进步的国家，跟东南亚那些地方不一样嘛！但这刚好显露了台湾人无知的优越感与莫名骄傲。虽然现在当局很 政治正确 地称他们为 新移民 ，但台湾这个社会依然有意无意地对这些 外籍新娘 显露出歧视。比如说认为这些 外籍新娘 因为语言文化等教育问题，会产出素质低落的 新台湾之子 。但事实上是语言的不适应和台湾 国语为尊 的环境，让她们不敢与孩子沟通，连她们自己国家的儿歌都不敢教给孩子。此外，当局也安排她们不断地产检，仿佛她们的身体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通过 政府 权力，显示了对东南亚女性的歧视与偏见。

 

当然不讳言，很多 外籍新娘 愿意嫁来台湾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许多人又说啦，那岂不是一段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吗？因此嗤之以鼻。可是很多人忘了，在过去，台湾人不也希望自己的家人嫁给美国人吗？不也希望对方可以善待我们的家人吗？如今，台湾成了东南亚女性向往的富裕地区，但当她们移入台湾之后，怎么就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呢？

 

这几年，台湾又出现了一种新的 外籍新娘 --乌克兰新娘。这简直是让男人趋之若鹜并为之疯狂，尤其是那些有钱的高科技新贵男。 乌克兰新娘 大概就是一些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的金发碧眼美女。当然啦，这价码就更高了。 乌克兰新娘 ，本质也跟东南亚国家新娘一样，是为了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可是很奇怪的，台湾人就不会把这些人列入 外籍新娘 之列，好像白种人就是比较高级，比较浪漫，娶了她们生的小孩水准就会变高一样。只能说台湾在这些认知方面，真的很病态。

 

前不久，新闻里说某某夜市里的小吃摊，有个乌克兰新娘在顾摊，大概是台湾太热，她总是穿着 小可爱 跟热裤在顾摊，那个摊的生意就变得相当火爆。

 

2004省籍情结

 

省籍情结，简单来说就是不同地域人之间产生的微妙情感，但在台湾又常被上升到政治层面，尤其在2000年到2004年那阵子，更被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讨论台湾省籍情结的形成，这实在是个很大的题目，都可以当做博士论文来讨论了，所以我就从台湾战后历史的发展、我家族所经历过的，以及我自己看到的来做个简单的说明。

 

台湾在1945年以前，曾经被日本统治了50年，在这50年之间出生的人，老实说，对大陆并没有什么印象。就以最近很火爆的电影《海角七号》来说吧！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就是最后一幕，港口台湾人欢送日本人的画面，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不仅有日本官方军方人员在台，也有更多社会各层面的日本平民百姓与台湾人生活在一起，许多日本人甚至一出生就是在台湾。在这些年，台湾人一出生也理所当然的是 日本国国民 。所以如片末欢送日本人的情况是会发生的，而且片中也不是挤满了人，有日本朋友的当然会来欢送，不喜欢日本人自然不会来。倒是 国军 来台时，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欢迎，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但当初的 国军 一下船大家就愕然，怎么背着锅碗瓢盆，服装不整穿着草鞋，跟乞丐一样？反倒是受降时及以前的日本军，个个军服装备看起来精神抖擞。本来也是欢欢喜喜地迎接，但失落感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 国军 来台后军队的恶行恶状以及接收官员接收不良，普遍让台湾人民失望。而后来一连串的事件，更是让人不仅失望，还产生了恐惧。

 

我记得我的外公，以前在我小的时候，接起电话一听到是他打来的，我就特别尴尬，因为又会被他骂 草地仔 --就是乡下人的意思。因为当时我很习惯用国语讲话，但是外公又讨厌讲国语的，觉得非台湾本地人的外省人才讲国语。我问我母亲为什么他那么讨厌外省人，妈妈也只跟我说要体谅他，他以前也算被当局迫害牵连到的那一群人，他们那一辈人亲眼见过太多不幸的事，因此会那么讨厌外省人。

 

又以我父亲这边来说，以前我祖父是在糖厂上班。台湾云嘉南一带的平原种了大量的甘蔗，是台湾糖业的主要生产地，因此有为数众多的糖厂分布其中，这都是日本人走后改组的台糖公司所有。许多史料也显示，光复之初的台湾，在基础建设上是胜过大陆许多地方的。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当局马上调来一批官员进驻糖厂，并开始掠夺式地接收。祖父在糖厂工作一辈子，再怎么做也只做到一个中低层人员而已，如同有个玻璃天花板一般再也升不上去。原来，糖厂也只是大环境的一个小缩影，当时所有的 国营单位 ，高层几乎都是国民党籍的外省人直接空降下来，也不管他是不是这个专业。过去 公务员 任用也差不多，虽然说有考试，但依照 省籍比例 的原则，外省人当然占尽极大优势，几乎都被垄断，台湾本地人当然不爽。

 

另外，国民党当局几十年来的语言政策也是省籍隔阂形成的原因之一。当然，有一个官定语言是很正常的，有更多方言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当局过去国语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却用刻意的方法抑制其他语言的使用。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里讲闽南话就要受罚，广播及电视闽南语节目有时间及时段限制等，国民党当局不但已走火入魔，所引起的强烈不满更是演变为民众因其自然语言习惯所带来的轻视与耻笑。而就我的认知，当时的外省籍人士，不论是自觉或是在不知不觉中，挟着当局压抑台湾本地语言的规定，展现出有形无形的优越感，更使台湾同胞将所有外省人与被仇视的统治阶级一并归类。在后来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电视的节目或广告里，常常会看到一种形象：讲国语的中产阶级是知识分子，充满正气，对比之下讲闽南语的就是粗夫鄙妇的乡下人，甚至是流氓。其实在台湾的社会，谁比谁更高明都还不一定。

 

当然，不是所有1949年以后来台的外省人都是当官的，大部分都还是军方人员及其眷属，有一大部分都住进所谓的 眷村 。眷村是台湾社会现象中相当特殊的族群与人文现象，因为在眷村里的 外省人 使用的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很少受眷村外 本省人 环境所影响。一方面眷村居民多安于封闭的生活领域，无法融入语言、文化十分不确定性的外遭环境，另一方面，眷村在整个台湾当代历史的社会文化氛围上又自成一格。

 

所以也可以看到许多台湾 外省第二代 的作家，书写里面常常有他们的眷村经验。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苦苓等，他们在书里常常写到眷村的过年、大江南北的家常美食、眷村小孩的拉帮结党或者跟本省的小孩打架之类的故事。当年，眷村常常是以简陋的竹篱笆与外面隔开，因此有人曾以 竹篱笆 来形容居住于眷村的外省人的自我圈禁。在这种氛围下，上一代对神州故乡充满感性的描述让眷村里的下一代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像《龙的传人》里那句 虽不曾见那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就恰好反映了这种心态。

 

但是一般台湾人会怎么觉得呢？日本投降之后就换国民党统治，然后国民党马上又丢了大陆，老实说，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又不知道大陆长什么样子，国民党一天到晚宣传神州之美、祖国故土之类的，对台湾人来说都很不实际。因此，眷村里或外省家庭里，在国家观念、家族意识、中国文化感受等方面，就跟台湾的社会有很大对比了。

 

在过去的台湾，基本上是少数的外省人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行政资源，再加上外省官僚当时一心想要 反攻大陆 ，觉得很快就会回去了，一副过客心态，且自觉高人一等，自然引起台湾本地人的反感。前面也说过，为什么台湾普遍会觉得当医生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每年大学联考医科也是第一志愿。除了当初日本人不让台湾人受政法的高等教育，导致的台籍精英只好纷纷报考医科外，国民党来台后台籍政治精英被肃清，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算你的生活平淡无奇，在那种环境里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被牵连或被陷害到。再加上后来外省人垄断行政资源，台湾人觉得进官场出不了头，因此第一流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医科一直都是台湾大学联考中第一志愿的现象。

 

所以当后来越来越多以本省人为主的党外势力冒出来后，台湾人会有出一口气的感觉。尤其是李登辉，在党内爬到高位，更是让台湾人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与支持。所以李登辉上台之初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时候，会有 外省人欺负李登辉 的说法出现。

 

我个人认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省籍问题终于浮上台面，并不是说以前不存在，而是到了当时，大家才能公开而畅所欲言。而整个90年代，就是省籍问题不断被激化，但又被消弭的过程，其实也是台湾人一次次在学习互相包容的过程。比如说，有人在选举里面大喊 台湾人选台湾人 ，另一边就会喊 新台湾人 化解掉，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省籍诉求可能对一部分人有效，但大多数人并不在意。

 

但是，看似所谓 台湾人出头天 的时代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本省政治人物可能就是忘不了过去的悲情，在取得 政治正确 后就开始想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外省人，造成不少外省人的疑虑，甚至危机感。从每次的民调分析数据上也许可以看出这一点：本省人大多数并不在意支持的候选人是本省或外省的，但外省人大多数都还是支持外省的。就像1998年选台北市长时，谢启大在电视上说，她觉得陈水扁市长做得很好，但是不会投票给他，因为对他不放心。

 

就整个台湾几十年来的历史和大家养成的生活习惯来说，外省人和本省人同样敏感，同样需要尊严，同样要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任何的行政措施或是群众运动，只要掺杂了些排斥贬抑的成分，就很容易会被感受到，然后省籍问题又再次被激化。

 

1998年的台北市长世纪之战中，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大喊 新台湾人 ，成功地破解省籍魔咒。但到了2000年 总统大选 后，省籍问题又再度被激起。到了约2004年时，更到达了空前的高潮，不只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一直有意无意地在暗示，就连电视节目里也不断在讨论，尤其是政论性节目，不同立场的节目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给观众灌输他们所想传达的意识。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直接谈省籍不 政治正确 ，所以这个问题用另一种形式出现，就是 爱台湾 --把这个问题简单地二分为爱台湾或不爱台湾。这个论述就如世界上所有操弄族群的政客语言，将人分为 我们 及 他们 。

 

当年常常陷入政治风暴的当局便又特别会操弄这种语言，整个台湾社会就这样好像又对立起来。当时的流行语就是： 乡亲啊！这丢（就）是爱台湾啦！ 这一句话常见于电视节目及各种选举场子里。在某些人的思考里，什么都可以上纲到 爱台湾 的层次，有点儿夸张而荒谬，所以这句话反而常常被各种综艺节目拿来模仿搞笑，有些节目索性把纳粹那个卍字旗改成爱的注音符号 （音：爱）来作为讽刺。

 

幸好那股风潮很快就过去了，就跟台湾人的性格一样爱跟风。基本上省籍情结是有的，但我并不认为族群问题在这20年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除了政治人物善于操弄政治语言外，民众都已经慢慢学会对彼此尊重，可能选举时吵一吵，但是选完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朋友还是照样交。为什么前几年看起来会很严重的样子呢？因为过去看起来好像是以外省人为主的政团在主导政治，本省人长期被压抑，压抑一旦释放之后，能量会爆发一段时间，但又会慢慢回归，这段时间过了，就会好很多。过去，非国民党的常常会说国民党是 外来政权 ，但到现在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经过人民投票选举国民党再度得到 政权 ，人民意志决定的 政权 怎么能说是 外来政权 呢？

 

一向善于操纵族群议题的民进党，在2008年的 大选 终于得到教训。所以，过去用这种办法得票或许可以成功，但是将来随着族群意识的淡化，随着台湾越来越民主，用这个方法得票大概就不会成功。一个政党执政与否，看的主要是政绩以及是否有明确的诉求。

 

2005卡债风暴

 

在2004年前后，台湾掀起一股所谓的 卡债风暴 ，产生了大批的卡奴。卡奴即信用卡或现金卡的奴隶。这些人欠下信用卡债务，无法立即缴清，在这种情况下需付出循环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多出的费用。但是钱已经透支了，哪有钱付呢？所以常常又用 以卡养卡 的方法，从一张卡贷出现金，去填补第二张卡的当期债务，然后再从第二张卡贷出现金，填补下一张卡的债务，如无间地狱般周而复始，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信用卡及现金卡的滥发，以及许多人不衡量自己财力而理财不当的结果。但要说起远因，还必须从亚洲金融风暴开始。

 

在金融风暴当中，台湾所受到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但对于银行业来说，逾期放款逐渐增加，而使企业金融逐渐紧缩。此外，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筹募资金的方法越来越多，企业向银行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而面对资金需求也相对减少，银行受限政策及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未能配合调整。种种因素交互影响下，企业金融业获利日益缩小，因企业金融获利缩减，银行转而发展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消费性金融业务。

 

消费性金融业务指的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金融机制，除了信用卡之外，还有现金卡、小额放款、个人信贷、房屋贷款之类。因为银行主力转向这里，因此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业绩压力。在过去，台湾人总认为能进入银行工作是 铁饭碗 ，所以许多父母也会鼓励儿女到银行上班，更有一些老牌的银行有所谓 世袭制 ，就是父母以前在银行里上班，子女也可以优先录用，羡煞不少人。但当银行的目光转向消金业务后，银行增加了不少的理财专员，一般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开始有了业绩压力，所以现在银行工作也不见得是铁饭碗了。

 

在这些原因下，各银行除了更积极推销信用卡之外，在前几年的台湾，好像在一夜之间流行起了现金卡的申办。电视上突然出现一堆广告，什么 借钱真容易 之类的，不断灌输民众办理现金卡，使用现金卡。这似乎就是种高尚的行为，且好像不使用就是落伍了。不过，广告中也并未很确切地告知民众，现金卡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还有高循环利息，只是一再强调办卡容易，却未将所有详细内容告知。如果真的急需要用钱去办那就算了，结果是一帮人很笨地都去办，花钱花得很快乐，接着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个方面就是信用卡。发行的银行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推销信用卡，常常附带了一堆红利活动，比如刷卡数次可获积分回赠或年费优待等，吸引人们申请信用卡。并且，额度限制又给的越来越高，持卡人个人无法控制消费欲望，纷纷欠高额卡债并无法按时付清，只能长期背负卡债。

 

我认识的卡奴几乎都是职业军人，这种现象在台湾的部队里好像很普遍。职业军人似乎都是这些金融放款的好客户，尤其下级军士官，从以前的地下钱庄开始，只要拿个军人身份证就可以很容易地借到钱。职业军人收入稳定，本来就是银行眼中的好客户，加上军队生活相当封闭，不少军官理财观念不佳，社会经验不足，欠下卡债的情况时有所闻。或者是，银行只要派出几个讲话声音嗲一点儿、长相貌美一点儿的理财专员拉业务，这些人就乖乖地签了。所以啦，以前在部队里见到好几个士官开的都是名车，花钱又大方，但搞到最后，无力还钱，只好办一办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还债了。

 

这些职业军人欠了银行卡债还好--当然啦，欠钱这种事对军士官的考绩一定有影响，不少人就是担心向银行借贷事件曝光遭处分，而不愿向部队长官透露。结果这些思想单纯（其实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成了地下钱庄眼中的肥羊。地下钱庄讨债的手段就更 高明 了--就算可躲在营区不休假不出去，讨债公司还是会每天到营区门口等，搞得人尽皆知，得不偿失。

 

卡债问题，也就有了一个个专门的名词叫 卡债风暴 。已经成了风暴，那当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几年，不仅许多社会问题是卡债所引起的--比如说卡奴无力还债全家自杀，或者是抢银行、勒索食品厂之类的。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后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率--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卡债的影响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出现了风险承担不足或高估的问题，影响市场稳定。并且，虽然卡债只是整体授信的一部分，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高于市场所占比重。这是因为，卡债通常集中于部分特定放款机构，只要一家不稳，就可能掀起连锁效应，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个人信用恶化会冲击民间消费意愿，也拖累了经济成长。

 

有些人成为卡奴，是因为急需用钱而欠下的，但大部分还是因为爱乱花钱。当局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一些债务协商机制，不过效果似乎也不佳，许多卡奴还是只能偿还每月应缴金额而已。说来说去，这跟台湾十几年社会发展养成的虚华风气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2005高雄捷运 泰劳 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 陈水扁一家

 

在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劳工，他们大部分在台湾从事技术、帮佣等工作，到了2006年底，大约有30万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外籍劳工皆是透过所谓中介公司来引进。此类介绍所是受劳务输出国法例给予特权经营的，它们收取的外劳介绍费额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是外籍劳工在出国工作的3_6个月的工资。以泰籍劳工来说，他们来台湾之前，要先付给中介公司一笔大约15万元台币的中介费。本来是来赚钱的，但还没赚之前就要先付中介费，许多人只好先跟银行贷款，也就是说，来台湾后的半年都要先做白工补中介费。

 

目前在台湾的各种工地上，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是外籍劳工的身影，承包商为了压低人力成本，引进了许多的外劳。而这种情况在帮佣市场也是一样，只要到医院一看，许多的家庭看护也都是东南亚女性。等于说，台湾的许多低阶层工作市场都被他们占走了。每到放假日，就有许多地方是他们的固定聚集地。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多福天主教堂，每到礼拜天早上，就拥入大量在北部的菲佣菲劳，旁边各种菲律宾商品商店也应运而生，让人一时搞不清楚是在台北还是在马尼拉。而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籍的，就喜欢到桃园中坜车站那边一排的东南亚商店街去，那里号称东南亚国家的 租界 。几乎台湾的每个大城市，在假日时都会有个外劳聚集地。

 

台湾引进泰籍劳工是在建设台北捷运之时。当时台北车站前的捷运工地就有泰劳宿舍，常常有很多人喜欢站在天桥上看下面的泰劳玩藤球。那些动作是蛮华丽的，在台湾，除了泰劳聚集处，真是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

 

外籍劳工承担了台湾最底层的工作，他们是生产者、劳动者、贡献者，同时也是稳定社会的重大力量，因为若没有外劳，可能许多低阶层工作没人去做。尽管这些外劳有许多付出与辛劳，里面有许多人都有大学学历，英文可能也讲得比大多数人好，但许多台湾人在他们面前不免还是会有些莫名的优越感存在，好像自己高人一等。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外劳脏脏的，看起来好像会做坏事一样。这些奇怪的想法造成污名化。其实若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谁会愿意离乡背井呢？但另一方面，这些外劳的素质的确又高，比如之前在台湾的论坛上，就有个工程专业的学生到工地实习，大叹自己的识图能力不如外劳，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雇主眼中，外劳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也高。当然啦，外劳大多希望加班或夜班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更快赚钱，但民众常常也听到因为超过生理极限的超时工作，而造成意外和工伤的新闻。

 

而所谓 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高 ，也常常是雇主剥削的理由。外劳在台湾又没有工会，劳资纠纷及法律资讯严重不足，常常会因为被欺负而敢怒不敢言。而某些不良的中介公司，只将这些引进台湾的外劳视同奴隶，以各种名目强加剥削，收取高额的中介费，平白坐享暴利，其他的都不想管。此外，由于外劳的引进存在巨额利益，当然会有各种势力介入，也使得问题更复杂。

 

2005年的2月，高雄捷运爆发了泰劳集体暴动及火烧宿舍事件，这就是中介商及雇主长期剥削及压迫式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依照以往经验，外劳会使用集体行动激烈表达心中不满，一定是可以走的路都走不通了，忍无可忍，才会放手一搏。这件事算是上了国际新闻，尤其是泰国的反弹声浪特别大，而此案所调查出来的结果，更成为后来几年当局一连串弊案及政治风暴的导火线。

 

当时，大约有两千名泰劳参与了这场抗争。这件事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泰劳长期处在管理公司的不当管理及各种剥削之下。各种不合理的对待洋洋洒洒地被列出一大篇，比如吃饭掉饭粒要罚钱，不给现金只发代币卡，将其消费限制于营区内等。而管理者更如狱卒般以高于市面的价格贩卖物品给这些弱势者，残酷地榨取他们剩余

 

的微薄薪资，各种匪夷所思的条款及触目惊心的情形让人以为他们是在对待奴隶，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认为文明社会的台湾。

 

所以，当一切都指向中介公司的管理不当时，时任 劳工委员会主委 陈菊（现在的高雄市长）在上电视节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这些中介里有 有力人士 在操纵。虽然陈菊并没有明说有力人士是谁，但大家也开始把矛头指向前 总统府 的副秘书长陈哲男。

 

陈哲男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政争之时，为 立法院 内主流派团体 集思会 内的一员，算是李登辉的一员大将，但后来因为一些与非主流派的斗争原因，陈遭到牺牲式的开除党籍，以平非主流派之怒。后来陈哲南加入民进党，当时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他也跟着担任台北市民政局长。后来陈水扁当选了，他又跟着得道升天，担任 总统府副秘书长 。但是，这时他开始身陷弊案，且一个牵连一个，等到陈水扁再度连任时，陈哲男未能续任副秘书长。

 

所以，高雄捷运泰劳暴动的调查结果，意外地扯出了前 总统府副秘书长 陈哲男接受厂商招待离开台湾、图利中介厂商等事情。从这件事开始，又意外扯出更多的弊案，从而使民进党的清廉执政形象崩溃，很多人也因此丢了官。但对弊案的追查仍没有停止，这些弊案一个牵着一个地揭发，直指 总统府 及陈水扁一家人，终于，引发了2006年大规模的倒扁示威。所以说，这次的泰劳暴动事件，意外地成为未来几年台湾一连串政坛风暴的导火线。

 

2006 红衫军 倒扁

 

2000年，陈水扁和民进党可以说是风光上台。在最开始，支持率也曾达到七成，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各种劣根性及傲慢心也开始显露出来，可说是背离了当初创党时的理想，所以这几年间，许多当年党内的核心人物也纷纷离去。再加上当初又传出许多如国务机要费案等与陈水扁亲信及家人相关的诸多弊案，大家觉得忍无可忍，到了2006年，民气可用之下，支持率终于跌到两成以下，从而促成了这次反贪腐倒扁运动。

 

这场 百万人民倒扁 的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主要领导人施明德号召大家一人捐100元来支持这次运动，因为100元也不是大数字，所以当时邮局里几乎都是专门汇款100元的人，很快地，象征百万人支持的方式，就这样凑满了1亿元。先不论结果，这种一人捐100的诉求绝对是很好的行销手段。最好玩的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也就是陈水扁2000年参选时的广告总策划。

 

说起施明德这家伙，也算是个争议性不断的传奇人物。他作为政治犯，曾经在国民党主政时坐过25年牢。在 美丽岛事件 后，当局为了缉拿他，展开全台大搜捕，可以说是早期党外及民进党的标志性人物。

 

他也是个有着理想性格的浪漫家伙，做事总是潇洒无比。也许是太浪漫了，似乎充满了成熟男性的魅力。

 

所以，这样一个人物来领导红衫军，除了本身有争议性外，也有极大的号召性。传统的绿色支持者看到施明德带领了红衫军，情感上自然无法接受。而蓝色的支持者看到 连原本绿色的施明德都跳出来倒扁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见猎心喜之下士气更是大振。而一般对当局不满的百姓一看，原本挺扁的（前） 精神领袖 施明德都带头倒扁了，更觉得这场活动能够跳脱蓝绿，所以纷纷加入。

 

9月9号，倒扁行动登场。这次行动的主要诉求，一方面是要求陈水扁下台，另一方面是抗议贪腐，口号是 不分蓝绿，只分黑白 ，所以也刻意排除了政治人物的参与。大约20万的民众占据街头，集结于 总统府 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静坐，大家多半穿红衣，因此被称为 红衫军 。这场持续几天的静坐，算是自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少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整场活动已不见以往示威的那种悲情，更多的像是一场热热闹闹的游园会式活动。静坐活动以音乐会的形式展开，在现场，学生轮流上台呐喊倒扁口号，一些做餐饮的民众也自发性地在现场供应免费的餐点。晚上还有艺人接力演唱会，好不热闹。

 

到了9月15号，活动进入了第二拨高潮。因为隔天挺扁的民众要在同一场地举行活动，所以就暂时离开原场地凯达格兰大道，开始 萤光围城 游行，一群人及沿途不断加入的民众，浩浩荡荡地一路走到台北车站前广场，继续下一阶段的静坐活动。在这里坐了好几天，除了早上会办些活动外，晚上大家就聊聊天，睡不着的还会自费去买一些小零食点心分给现场民众享用。

 

第三拨高潮时，倒扁行动的领导人施明德，开始了 环岛遍地开花 的活动，在全台宣传其理念。当然啦，这场活动就没那么顺利了，一路上遇到的阻碍也不少，尤其到了南部，遇到越来越多不同意见人士的抗议声，不过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终于到了 双十节 ，也就是10月10日，这天红衫军发动了 天下围攻 活动，让这年的 双十节 敏感了不少。运动发展到这个时候，政治力免不了还是介入了：在双十大会的观礼台上，国民党 立委 在陈水扁致词时，高呼倒扁口号并比画倒扁手势；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则穿着红西装带领亲民党 立委 于典礼中途退席，在府前的重庆南路上游走，部分则趁三军仪队正通过观礼台时突然蹿入队伍中，引起轩然大波。

 

游行群众，在这一天又开始新的游行，一路从台北车站走到忠孝东路上，放眼望去一片红，气势惊人。

 

话说那一阵子真是热血，每天都热热闹闹的，简直就是全民参与。除了红衫军外，亲绿民众也在9月16日发起了一场 我们在向阳的地方 的大会，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样吸引了大批民众参加。但倒扁运动终究没让陈水扁下台，我觉得是战线拉得太长了，最后终于诉求失焦。后来有政治人物加入想要分一杯羹，也是让许多人失望的原因之一。结果，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也不知道在哪一天，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让那一阵子以参加运动为生活的许多人，心里一阵失落。

 

红衫军还没开始之前，网上就一堆文章教大家怎么进行街头运动，如果被捕了要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大规模警民冲突怎么办 果然大多数人都是街头运动的新手。不过我想，那一阵子最大的意义还是在于，不管蓝或绿的老百姓，终于都知道怎么上街头了。

 

但那一阵子还是让人焦虑的。遇到别人，不是被问 你捐100元倒扁吗 ，就是 捍卫本土政权 ，好像政治就只有这两种选择，变得政治生活化，生活也政治化。

 

后来 反贪腐总部 及阵营也开始内讧，引发社会质疑后，活动及组织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直到2007年底才再听到他们的消息，反贪腐总部的部分核心干部组成 红党 ，转而以组织政党取得 国会 一席之地，不过结果是全军覆没。

 

2006台北市长选举，宋楚瑜仅获5万票

 

居然又到了台北市长的选举年，大家不禁要问，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呢？这已经是第四次民选了。许多喜欢选举热闹气氛的好事者，总觉得这几年缺少那种充满悬念的超级天王大对决的情况，选举不如以前快乐，没什么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的蓝绿恶斗，许多人对政治也有点儿失望。

 

不过1998年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失败，却在2000年当选台湾一把手以后，台北市长的选举也被视为是 总统大选 的前哨战风向球。其次，虽然马英九已经做满两任不再续任，但继任的人选以及市长宝座，都是检验马英九路线永久持续的重要指标。而对绿营来说，虽然前弊案缠身，形象大为受损，但不管有没有胜选，都能用来检视民意的支持度。所以，这次选举仍有一定的意义，再加上大家几乎忘掉的宋神掌（宋楚瑜）加入选战，还有一些搞笑角色也加入，倒让这次选举的气氛突然诡谲又快乐起来。

 

先说国民党吧！在党内初选时也是许多人觊觎这个位置，因为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来说，一直都是蓝多于绿，1994年陈水扁会选上，完全是泛蓝分裂的结果。也就是说，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几乎都可算是躺着选都能选得上。所以，一开始至少有五六个人在争取，但在一番合纵连横后，只剩下郝龙斌及丁守中竞争。

 

说起这两人，都挺像的，都有军方背景。郝龙斌的父亲就是郝柏村，以前做过 参谋总长 及 行政院长 。而郝龙斌也曾加入新党，后来也在陈水扁当局里当过 环保署长 ，所以他的背景也一直被对手质疑。而丁守中，他岳父也是过去有名的高级将领，本人是 立法委员 ，且一直都是国民党党员，因此丁守中也以此为主打，得到许多国民党基层的支持。但郝龙斌在 环保署长 任内塑造了不错的形象，民调一直远远高过丁守中，最后当然是郝龙斌胜出。

 

再说民进党方面，其实在一开始大家都没什么信心，都被认为是必输的一战，所以大家都缺乏兴趣。本来只有前 立委 沈富雄想要参加，但沈富雄在民进党内一直被认为是 孤鸟 ，人缘不太好，虽然讲话够直接也够真实，但就是不受泛绿死忠选民的认同。最后，只好征召谢长廷出来参选。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场已经知道结果的选举，大家选得也都不怎么认真。很明显，能看到郝龙斌对于市政议题毫不用心，只想萧规曹随，继续马英九的政策，所以整天就看着他跟在马英九身边呵呵笑，也不见他有什么明确的政策提出来。谢长廷也差不多，当初他做高雄市长干得还算有声有色，但没做完就北上担任 行政院长 ，这下算进入 中央 掌握大权，可以展现实力和智慧，进入2008年 大选 的入围名单了，但又不幸与陈水扁意见不合被他玩死，而提早出局。但当个无业游民总不是长远之计，只好出来竞选台北市长，无奈多于主动，所以也不见他能提出多少政见。

 

这场选战中还有宋楚瑜。说实在的，虽然宋楚瑜一直强调 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战 、 封刀之作 、 只做一任 等，喊得还是跟以前一样热血，但国民党阵营一直认为他是出来闹的。话虽如此，却也不敢小看他的影响力，害怕1994年选票被瓜分的情况重演。

 

此外，还有台联的周玉蔻也参选，志在参加不求当选，希望带动市议员候选人人气。而李敖大师也来掺一脚，闹场的成分居多。台湾的 抗议天王 柯赐海也来凑热闹，似乎是跟马英九有仇一样，他的竞选政见就是 马英九还我牛！ 纯粹来搞笑博版面的。

 

这次选战就如预料的，郝龙斌当选了。不过，大家更关心的是谢长廷。民进党的得票数比起2002年市长选举时多出很多，一时之间士气大振。一般认为是他成功与陈水扁切割，使得选票回流的结果，谢长廷虽然落选，反而被视为英雄一样捧着。最可怜的是宋楚瑜，在2000年 大选 时他在台北市还拿最高票，没想到这次只拿到凄惨的5万票而已，只占了总票数的4%，昔日的 政治金童 就如此黯淡地结束了三十几年的从政生涯。

 

后来谢长廷参加2008年的 大选 ，败给了马英九，现在也退居二线了。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嘛！浮浮沉沉。

 

 

2007 环保购物袋 风波

 

2007年，台湾行销界、精品界的大事是AnyaHindmarch这个牌子的环保购物袋的推出，并以500元的低价售出，引起了一阵抢购风潮。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销操作，电视新闻也一直不断地直播，成了一个轰动的社会事件。刚好，那阵子我在百货公司上班，见识到了民众的疯狂。

 

我一直觉得AnyaHindmarch从来就不是什么多高级的一线品牌，只不过是这几年新崛起的牌子而已，但其个人化的设计还算受欢迎。过去在台湾，知名度亦不高，但经过这次事件后，可能全台皆知了。先将这个牌子塑造成好莱坞女名模爱用品，名人效应之后，这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会提升。终于，这个牌子似乎也变成了高贵的品牌，但知名度始终不高。于是，一个阴谋就出现了。

 

一般消费者总是对名牌的高价望之兴叹，想要放弃又不会放弃。精品商当然了解这一点。于是，要怎么做促销，看起来才能不降低自己的格调呢？公益话题倒是个很好操作的领域，加上这几年环保变成一种 流行 ，是可消费的对象，这么一来，印上名牌LOGO的环保购物袋就出现了。由于只是一个 购物袋 ，再加上是为了提倡环保做公益，因此，这个袋也就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把价格打低了。但其实谁又知道，他们是真的想做环保，还是制造话题呢。

 

这种包，在我工作的百货公司限量235个。大家都有预期心理怕买不到，所以都提前一天去排队。对我来说，除了做行为学研究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电梯小姐们的邀约--那么多美女陪你一起过夜（当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该有多温暖啊！

 

于是，下午大家都已经讨论好，有人准备吃的，有人准备喝的，桌子椅子也都准备好，晚上一下班，就要从办公室直接搬出去排队了。也有人准备各种娱乐器材，准备度过这漫漫长夜。当然有人更热心，提议随时要 补货 ，安排好什么时间去买什么东西回来，连绿豆汤都出现了，想想还真是温馨感人哦。

 

令人震撼的消息传来了--前一天的下午3点半，百货公司门口已经有30人在排队了，大家都产生了危机感。没想到排第一个的还是个男生呢，还自备了椅子，这家伙肯定是帮女人买的。到了5点半再上去看，大概已经有100人在排队，这时大家心都凉了一半，之前充满斗志，现在已经开始怀疑。8点再看，乖乖，至少有四百多人了，真不知道那么多人怎么抢只有两百多个的包。到现在为止，至少群众都还乖乖地排队，排得蜿蜿蜒蜒的，盛况空前！到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彻底绝望，很有默契地闭口不提这件事了。晚上10点下班后，凑热闹地跑到现场再看一次，原来尚有次序的队伍，最前面已经挤成了一团，只剩下后面还傻傻地在排队。一群人就那样挤在百货门口，一层又一层，却又找不出层次来，总之就是一团乱啦！可能是大家看百货打烊，趁乱都跑到了前面。而这团乱的最中心，则不知道在吵些什么，一个火爆男大吼大叫的，想必是排队起了冲突。这火爆男仿佛武将般，身陷层层杂兵之中却又万夫莫敌。

 

这天下午，电视新闻异常有默契，似乎在帮他们做广告，一直不断现场直播各地排队的实况，也加深了这些人的危机感--再不去就买不到了！所以，百货公司门外排队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焦虑。不管他们到底在一个月前有没有听过AnyaHindmarch这个牌子，反正，先排着就对了。

 

终于到了决战的第二天上午，开卖了，开始抢了。电视镜头上有上次提到排第一个的那个男人（他果然是帮女人买的），有翘班的上班族（镜头一扫过，每一个人都把脸遮起来），有强悍的婆婆妈妈们（虽然他们大部分不知道卖的是什么，但是先跟着排了再说），还有一些准备转卖的。这一起排队的人群，以及各种各样的理由，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有个消费者，前晚排队眼见排不到，转战到他店抢购，因冲到专柜门口前被人群推挤绊倒在地，后面人群又不断拥上，造成她手臂淤伤。从画面又看到另一位女性消费者，被大批人群推挤，加上空气不流通，她因身体不适而全身发抖掩面哭泣，连走路都有困难，最后被送上救护车。那种情况犹如饥荒国家灾民抢食救济物品一般。人性丑恶的一面在此完全显现：互相践踏、见血、休克、暴力等场面都有，真是死了都要买。

 

低价的 名牌 自然会引起小家子气的消费者的浓厚兴趣，因为他们就是想用很少的钱，买到名牌商品。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精品商看准这一点，设定了这个低价，但是，但是 是限量的。是的，限量是很残酷的，能买到便宜名牌包的机会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有了这个限量包，是不是代表拿出去大家都对你另眼相看了呢？这些消费者如果这样想，这个行销策略就成功了。

 

其实当时AnyaHindmarch对于他们的超级VIP，早就已经发了邀请函，可以直接到柜上购买。而会这样抢去排队的人，也只证明了自己穷酸的程度而已。富人与一般人买名牌的观念是不同的，富人买名牌，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挑选，是直接相信名牌的质量而买，对他们来说，买名牌只是方便而已。但对一般人来说，买名牌只不过是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好像有了名牌在身旁，就会吸引众人的目光，所以需要名牌。

 

所以啦！很多人抱怨精品店店员狗眼看人低，因为精品店店员就是很了解，一般人不用太多应付，就算得罪这些人，他们摸摸鼻子还是会买。相反的，有钱人就不一样啦！说不买损失可就大了，所以精品店店员的目光从来都不放在一般人身上的。

 

这次事件，还真是能从中清楚地看出台湾人的个性。有人说岛民的性格是 浅碟 文化，就如同碟子一样浅浅的没有深度。以前台湾也常出现这种 一窝蜂 ，很容易引起话题、追随话题的事件，比如1995年左右突然出现的蛋挞热，一时间冒出了一堆卖蛋挞的店，每间店都有一帮人在排队，等热潮一过，蛋挞店又几乎全部消失。后来麦当劳也推出HelloKitty限量组，又是一帮人彻夜排队去买，之后还不是都丢在家中的角落里。几年前又开始流行甜甜圈，也是一群人跟着排队，后来才知道最早排队的那些人是请来的托。台湾人个性里就是相信这种 炒作 起来的东西，并且又相信 限量 ，算是一种很特殊的消费文化。所以啦，这种一窝蜂的性格，造就了一些生命周期很短的产品。在台湾有个专门名词-- 蛋挞效应 来形容这种现象。

 

也许是历史及环境的因素，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外向型经济。结果，在这个小岛上讲些内需之类的政策，都让人感觉很虚浮，没有多少实质内涵，故通常称为 浅碟型经济 。虽然大家会说，台湾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其实就是台湾人没什么个性，很容易受外面环境影响，因此常常被人认为没有远见，只看眼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就是因为台湾人有这种性格，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才会有这么多不怕死，拼命向前冲的人吧！

 

2008到上海工作

 

9月，我辞掉做了两年的工作，去克罗地亚玩了一趟。其实本来的计划是要穿越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所以在行前一个月也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有关巴尔干历史及情势等的书籍全部读了一遍，本以为这是一次精彩绝伦的苦行记，没想到，我才刚要离开克罗地亚往蒙特内哥罗去，就在边境被赶回来了，非常不爽，只好回克国继续往一些去过的地方，草草结束这次行程，差不多待了一个月。

 

回来后，刚好有个到上海工作的机会，我就去了，就跟前面说的，自有了第一次到上海的不爽经验后，对上海一直有种欲求不满的感觉，非想要在那边做出些什么事才满足。其实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有个上海女朋友，所以 为爱走天涯 啦！但没想到，到上海后不久反而分手了。

 

一到上海我马上就开始工作，所以忙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时间找，又不想住公司提供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月我都住在青年旅馆里。巧的是与三年多前在上海时住的是同一间房间同一张床，所以对环境也没有太陌生的感觉，只求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而已。当时旅游的旺季过了，上海天气也冷了起来，旅馆里冷冷清清，住客不多，几乎都是来上海培训的外地学生，曾经有八人间只住两个人的纪录。

 

于是，当时的生活就很单纯。我下班吃完饭，或者外面逛一逛，就回来看书，或者跟旁边的人聊天。住宿的旅客人来人往，也认识不少人，每个人都抱着不同的理由来上海。

 

有来找工作的人，过了几天还找不到工作，就悻悻然地离开了。也有来寻求投资方的，找到了还很开心地请大家吃东西。还有来上海旅游的，每天见他回来兴冲冲地告诉大家他今天又去哪里了。也有人半夜在你蒙眬之间住进来，等早上醒来又已不见人影的。当然还有一种人，根本就是喜欢在这里长住下去，也没有理由。各式各样的人，有些深交，有些都没见过长什么样子。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法国人，他一路骑自行车从欧洲大陆进入中亚，再从新疆下西藏，最后从广西来到上海。他把那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铺在地板上给大家看，让人羡慕不已。

 

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开始了租屋过日子的生活，依然是上班及回家两点一线。我以前一直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现在我理解了，原来是为了让孤寂的房间有点儿声音，假装热闹一点儿。

 

到了12月31日那天，我带了一些零食饮料回那个旅馆，与当初认识的朋友在房间一起 跨年 聊天，大家一起聊着自己来上海的理想梦想。当晚，大家还是跟以前一样，10点半几乎都睡了。在这里，晚上也没什么娱乐，大家也都不是来玩的，所以都习惯早睡。

 

到了半夜某时，房间里每个人的手机都传来短信声，我突然意识到，大概是零点整，大家都同时收到 新年快乐 的短信吧！突然，我心里不知道哪里来的一阵心酸：那么多人现在都还在外面跨年玩着，但在这里一切都跟跨年无关。接下来，就听到大家开始回短信的声音，然后，除了窗外的烟火声，房间内一切又安静下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那家旅馆。后来，那家旅馆也拆了，我每次经过那里，总还要再望一眼。